从西安清真大寺月碑看寺坊传统的确立

　　摘要：西安清真大寺的月碑为研究西安伊斯兰教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从月碑立碑的历史背景，窥得我国伊斯兰教寺坊传统的确立一角。

　　关键字：西安清真大寺；阿文月碑；斋戒；寺坊传统

　　回族社会的“坊”是一群彼此间具有共同的伊斯兰文化之回回民族个体成员，根据相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心理需要和所承担的共同义务而聚拢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生产的特定区域。念、礼、斋、课、朝是穆斯林的五大功课，其中斋，表示斋戒，最主要的就是每年伊斯兰教历9月的主命斋，《古兰经》云：“热麦扎乃月中《古兰经》开始被降世，指导世人，昭示明证，以便遵循正道，分辨真伪，故在此月中你们应当斋戒”（2：185）。穆圣说：你们中任何一个人不要提前封来买单月的斋戒，又说：你们且不要封斋，直到看到新月；你们且不要开斋，直到你们看到新月，如果新月被云遮住，你们当算够三十天。而伊斯兰教使用的是太阴历，与中国传统的农历是有出入的，因此在具体的宗教实践上就有了关于斋戒时间的争议，为此出现了记载关于观月问题从而确定斋戒起讫时间的碑刻即月碑，现文本记载的月碑有很多，其中以西安化觉巷清真寺阿文月碑最为出名，并且在斋戒起讫争议方面，《月碑》为清真大寺的寺坊传统的确立和保持提供了依据。

　　一、立碑前夕陕西回族状况

　　1.回族社会宗教学术的兴起

　　伊斯兰教在元末明初时期，穆斯林对宗教知识的缺乏是当时整个回族社会的普遍现象。陕西咸阳胡家沟的《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中说当时“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穆斯林诵读阿文能力的衰微现象比较明显。明代后期至1862年间的两个多世纪是陕西伊斯兰教发展的高潮阶段，陕西穆斯林生活安定，经济得到发展，穆斯林人口不断增多，同时，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为回族社会宗教学术的兴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胡登洲在陕西创办了经堂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改变了回族“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状况，经师、学者、阿訇辈出，和江南地区的“以儒释经”相互帮衬，提高了人们认识、理解伊斯兰经训的能力。另外，明清之际解除海禁，外来经师来华、朝觐活动、中外交流等活动加强了典籍的流通，穆斯林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典籍，在教法的选择上具有分歧，如早期的连班独班之争、斋戒起讫时间等。

　　由于外来经师来华、朝觐活动、中外交流等活动导致典籍的流通增加，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如早期的连班、独班之争、海文轩起开始的晨礼后不念作证词、确定斋戒时间等等。

　　2.斋戒起讫时间的争议

　　清初，西北地区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教派门宦，西安作为当时经堂教育的中心，全国各地不同教派的经师慕名到西安求学，如胡门门宦的胡子太爷曾在西安化觉巷求学3年之久，和他一起的还有河州毕家场门宦的第三辈教主马达伍德、东乡白庄门宦的某教主等几个同学。

　　庞士谦阿訇曾在《埃及九年》中写到“回想国内入斋，又不知闹到如何的分歧了，入斋一事本甚平凡，在各回教国家，皆取决于政府法庭，或教法委员会和天文台之决议。我国向无宗教统一机构，于是各自为政。有些不懂历法的人，又不肯依从他人，自出新辙，所以开斋日期竟有差四五日者。”马在渊也曾写道“胡子太爷在东乡的看月纷争中化险为夷”中国穆斯林在发展过程中将看月与中国农历相结合，造成了不同的看月准则，其原因主要有三：“由于有几位教学法家把圣谕解释成了1年12个月都凭看月”，不见月全满30日；而是由于不知道回历已经通行各回教回家，并且在中国明朝用过回历260余年，三是不知道回历怎么用，干脆依靠中历，乃有老初二、老初三。各经学家根据自己对教义的理解和参悟，针对穆斯林斋戒时间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河南的黄巴巴、山东的马衡福等阿訇遵循见月闭、见月开。舍蕴善“十八条”革新中也有“主张见月封斋、见月开斋，而非按农历确立老初三或者大月初二、小月初三等传统”。针对当时对斋戒时间的争议，西安清真大寺以立月碑作为本坊斋戒的凭证，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寺坊传统。

　　二、月碑的建立

　　月碑的建立经历了黄巴巴的到来与改革努力，马英武（即下文中提到的勇武马爷）的反对，后再次改革，后其弟子杨尕咀坚持，到西宁马（小西宁）时确立月碑。

　　马伏海的《穆纳给布》写到：“乾隆二十年，我老满拉到了西安的大寺里，他们说：康熙二十年，河南的黄巴巴到了西安，他把西安的大月初二小月初三改成了见月闭、见月开，他把沙目之后开改成沙（目）之前开，他把哈米得乎改成了哈米得嗨。勇武马爷说：你把我的先人的一千年的古教改了的时候，我康熙爷皇帝上背本里去。黄巴巴没改，勇武马爷没之后，黄巴巴又改了这三件事情，黄巴巴之后他的徒弟杨尕咀一辈之后西宁马在云镇（雍正）十年立了石碑：见月闭，见月开。西安的大平原哲玛提老是初三，乡里有大月初二小月初三到如今。”

　　另外，《圣源道堂（胡门门宦）》中也写到：“我老满拉在西安大寺求学期间，听那里的老者门说：西安城内十多个清真寺的众穆斯林在教法教律方面一直坚持格底目的遵行，每年逢斋月时，见月闭，见月开，若云曚不见月时必须数够舍尔巴讷月的三十天，则是大尽初二、小尽初三……这都是由穆罕默德圣人和他的一些索哈白立行扎根的，直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从未有过一点变动。”“不幸的问题竟然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丁酉年间发生了，当时本坊教民将河南的一个阿訇，人称”黄巴巴“被聘请为本寺伊麻目，他任教后不久，每次在主麻上演讲卧尔咀时逐渐倡导什么”尊经革俗、凭经立教“等。他的企图是首先在西安城内将大尽初二、小尽初三改为见月闭、见月开，或初一闭、初一开，或初二闭、初二开，……”后遭到勇武马爷等人的反对而终。马爷在康熙二十五年无常后，黄巴巴等人“强制性改窜古教的教义，并推行新生的教义活动，非常遗憾，格吉木派的一些教法教义就在那败类--黄巴巴及其同谋的强行推行下乱套了，一千多年的古教传统被他们扰乱了……”尊经革俗，弃古立新，尊重圣贤，但不以其作媒介“而求世卖教，遗臭万年，万劫不复。”。“黄巴巴无常之后，其徒弟宁夏固原的杨尕咀(”尕咀“是专长于伊斯兰教法经典的尊称)，名杨聪阿訇于雍正年间(1723-1735)任教并奉行了他的新教仪。杨尕咀(于乾隆廿一年无常)之后其徒弟”小西宁“(名讳不详)阿訇继续宣传新教仪，而且他在雍正十年(1732年)戊子年三月(伊历三月)间，在该寺撰写了阿拉伯文”月碑“一座，”。

　　上文黄巴巴应该是湖南的皇甫经，据《经学系传谱》记载马明龙传湖南的皇甫经，皇甫经先生曾经在西安设帐，皇甫经传弟子固原杨氏兄弟。另外《天方正学》中《黄真人墓志》称黄巴巴为“楚南人”，“师事武昌马真人”，“真人归于西安”。上文中提到的杨尕咀为黄巴巴的弟子，现在西安清真大寺内有一块碑，名为《杨先生碑文序》记载“乃我教读杨先生，讳聪者，籍属固原……西安大寺礼请开学……”，杨尕咀即是杨聪，对照《经学系传谱》中的记载，皇甫经先生的弟子杨氏兄弟为固原州李旺堡人士，杨尕咀应为杨聪。在马正明的《圣源道堂（胡门门宦）》中写“据史籍记载：当时任教的阿訇是宁夏固原的，姓杨，名聪，号称杨尕咀阿訇，其后是其徒弟”小西宁“阿訇”，所里这里的河南的黄巴巴应为原文小经翻译错误。黄巴巴与云南的蔡巴巴都师从于马明龙先生，马明龙为朱仙镇古行十三条的制定者，但是在古行十三条中并没有关于斋戒时间看月问题，黄巴巴到了西安之后，也只是改革了三件事情，并最终立碑确立下来，说明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地方。马明龙在当时中国穆斯林存在争议的时候即使表达了保守的态度，在某些方面也具有革新的思想，在十三条中并没有把看月问题指出来，说明在这一争议中至少不是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传统，可以有革新的空间。

　　同时上文还提到了“勇武马爷的反对”和对黄巴巴的“败类”、“求世卖教”“遗臭万年”等字眼的描述，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在西安回族中“黄巴巴”推行改革所受到的阻力，说明在当时西安格底目教派中还是存在很多的差异，用“新教”和“古教”来区分当时是否接受“黄巴巴”改革，说明当时西安清真寺中已经存在了差异。并且所谓的“新教”最后取得胜利，并以立碑的形式将这种改革成果确定下来以维持这种改革，说明格底目教派作为“古教”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也是随着经学知识的传播和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吸收新的思想，在不断的革新。

　　三、小结

　　西安清真大寺月碑虽然为立月碑确定斋戒时间，但是这并没有结束关于斋戒日期的分歧。在《圣源道堂（胡门门宦）》里有这样的记载：“西安大皮院的清真寺坚持大小尽初三……乡村里大部分哲玛提自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以来一直坚持大月初三、小月初二……直到现在（即乾隆十四年）的斋月来临，我们西安大寺的7个阿訇仍然坚持遵行新教义，即见月开，见月闭，并在昏礼前日朦而食等”在现在咸阳胡登洲坟上的月碑在碑额记载“见月凭证”，这块月碑是变乱前二十年由胡登洲的九门世徒给他的故乡渭城大寺的。可见关于斋戒时间问题，在西安及附近一直在继续。这种影响持续到今天。曾在西安回坊观察到，至今还是存在不同的斋戒时间，洒金桥清真寺为“见月开见月闭，如果见不到月就初二开斋”，今年因为阴天没有见月，所以初二开斋。锦业路清真寺、广济街清真寺也是初二开斋，而清真大寺为“见月开见月闭，不接受外地报月，需有两人以上见月才可”，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初四开斋，因为西安大寺在西安回坊格底目中的“中心”地位，这种主张通过大寺影响了周围其他格底目寺坊的传统。

　　从月碑对西安清真大寺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国伊斯兰教中不同寺坊经学传统的确立特点。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即使是同一教派的不同寺坊，也可能会在不同寺坊上有不同的传统，一方面，一些寺坊在某个时间点会出现受到某个经师的学说的影响或者掌教或阿訇的影响而去改变自己的传统做法，另一方面，在改变之后，又会通过各种手段去维护自己已经改过的传统，防止被变更。西宁马在西安立了月碑之后，又在自己的家乡立了同样的碑，碑上刻有：见月闭，见月开，并在昏礼前以日曚而食；礼拜中则念：…哈米德合；伊历十二月初旬十天内不受戒等“。当时在西安求学的”胡子太爷“在胡门门宦中的关于斋戒时间问题，确定了”遵守见月闭、见月开，若云蒙不见月的情况下，遵行大尽初二、小尽初三，并在沙目之后以星灿而食等原则。“

　　中国穆斯林分布比较分散，并且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和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这就导致了各地寺坊在不违背伊斯兰经训的前提下存在一些差异，并且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不断革新，这就导致了寺坊传统的不断革新和变化，寺坊传统也就在这种不断的革新中确立并且尽力以不同的形式保留和传承下来。

　　杨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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