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拆解与重构--读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

　　摘要：小说自诞生便是作为历史的附属品，这使得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缺少着生命的迹象。上世纪末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颠覆了传统小说历史叙事观念的同时，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本质。本文选取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从以摧毁权威历史话语的宏伟叙事来拆解历史和以人性的渗入重构历史这两方面来阐释作家的历史叙事观。

　　关键词：苏童 新历史主义小说 历史叙事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在1982年确立的。它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历史性和文本性的制衡与倾斜；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以及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的形态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平民化的历史，因此其“往往将非英雄化的平常人或被正史排斥的人另类人推向前台，写这些人的吃喝拉撒、七情六欲”。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却是由中国本土文化孕育成熟，抒写是对民间视角、个人体验的强调；对边缘人物、非史资料的撰写；对历史存在的瓦解。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代表，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都对这一理念最好的阐释。

　　在苏童看来，如果用小说来反映历史，那么反映的也仅仅是个人眼中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被还原的。所以在他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我们几乎不能够寻到一丝“历史”的痕迹，却处处体现着“人”在历史中的存在。他以摧毁权威历史话语的宏伟叙事来拆解历史，又以人性的渗入将之重构。

　　一．摧毁权威历史话语的宏伟叙事

　　“新历史主义”小说起势凶猛，一开始便表现出对传统历史叙事观反拨与颠覆的大无畏姿态，致使权威话语终于无力再继续垄断对历史话语的解读。

　　一.对历史的消解

　　1.传统的故事，现代的话语

　　在小说《妻妾成群》中，小说的历史背景模糊。作家选用了传统的题材，但读者只知道这是一个古典的故事。我们虽然能从中感受到中国封建家族的阴森堕落，却明显看出作者并没有按照宏观的历史叙事模式去把握这一家族的式微，将小说写成封建地主的必然衰亡史，而是从“性”这一角度入手发掘它的腐朽实质。避开权威历史话语的有关诠释，而选择“性”作为观照历史的维度，这是作家对历史叙事的宏大性和英雄史观的深度偏离。这个家族未成为一个意义典型的象征，亦没有担负时代精神隐喻的重任，也就大大消弭了文本中的历史意义。

　　2.个人成为历史的陌路者

　　《妻妾成群》讲述的是女大学生颂莲在父亲去世后自愿嫁入有钱人陈家做小妾，继而与陈家的三位太太展开争风吃醋的残酷斗争。题材本身并不新鲜，而小说却对对启蒙新小说的历史经典叙事形成了戏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诸多小说文本中的女青年们在新知识的启蒙下都要“勇敢地冲破旧礼教的禁锢”，去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价值。颂莲接受过新知识的洗礼，这是历史的趋势与走向。但是颂莲并不是以历史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她是自愿地成为陈左迁的小妾，因为个人自身的生命需求--父亲去世，个人生计成问题。而在陈家，受过新知识洗礼的颂莲仍然与其他姨太太一样，为争宠而争风吃醋各出奇招，至此，历史作为潜在的，涌动的河流已渐渐与颂莲擦肩而过，她与几位禁锢在旧历史时代的姨太太相比，并未显示出新的历史趋势的独特性。个人以它自身的特性，与历史趋势形同陌路。

　　《红粉》叙写的是历史巨变时期的妓女生活。旧社会的妓女秋仪和小萼，当新社会站在历史价值意义的高处对他们进行改造以期蜕变时，她们是逃避的。秋仪在送去劳改的路上逃跑去投奔她的常客老浦；小萼面对每天缝不完的三十条麻袋时想要以自杀来逃避，当作为历史代言者的女干部对她循循善诱时她也是执拗的。作为个体，她们的个人生命意识具有独立的存在，秋仪和小萼始终没有把政府当做拯救者，也始终未把自身视为旧社会的受害者，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崭新时代，仿佛搅扰了她们宁静的生活。正义与神圣的历史在苏童笔下被实实在在的无情地奚落了一番。

　　二.以人性的渗入重构历史

　　以前的小说文本通常是将人附属在在政治、历史、社会变革线索的里面，表现人的处境。而苏童却是努力将它们倒过来，将历史、政治的线索，潜藏在人物的背后。揭示的是自然性生命个体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感受，它显示的是褪去历史的重轭后个人的生命存在。

　　《妻妾成群》里那个封建大家庭，男权屋檐下的女子的身影，它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人性空间。颂莲上学接受教育并不是对历史趋势自觉的回应，在人生的选择上也并未体现出受到历史价值的引导。历史感的消弭，体现出的是对人性的复归。正如作家自己所说：“我不期望在小说中再现陈家花园的生活，只是被想像中的某些声音所打动，颂莲们在雪地里蹑足走动，在黑屋里掩面呜咽”。作家的创作目标，就是无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力量，打开人生与心灵世界的褶皱，拂去灰尘，看清人性自身的真面目。《红粉》里秋仪和小萼的命运如果是悲剧性的，那后面的黑手也是无法寻找的，和历史、社会有关，也无关，和人性有关，但那不是人性的错。“新历史主义”小说展现出了历史中人的普遍性质，而对于普遍意义上历史人性的关注，也正是对时代精神以及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忽略。

　　结语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出现，无论是作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还是对其的诠释方式，都让历史唯物史观以及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遭到了反拨和颠覆。小说终于在摆脱了历史的牢笼之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它不再廉价地充当着国家与社会重大问题的传声筒，而成为了一个作者内心情感和经验表达的媒介。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这个历史性转折中无疑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他对历史无情的消解和嘲讽，又以普遍人性的渗入来重构，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从表皮渗入内里，历史叙述的“少数话语”也最终解构了权威话语的垄断地位。

　　【参考文献】

　　①路文彬：《历史想象的现实诉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

　　②苏童：《苏童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版

　　③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苏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

　　④王珂：历史的重塑--评《妻妾成群》的新历史主义特征，时代文学，2012年7月

　　⑤张立群：“漂移”的先锋--论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江汉大学学报，2011年2月，第30卷第1期

　　李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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