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中流砥柱作用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从革命的挫折到革命的成功，从民族革命的大义大智、坚忍不拔到阶级革命的勇敢牺牲、坚定不移，中国共产党展示出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中流砥柱风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同一个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一个总的合力。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与阶级力量的交锋中，异军突起，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现相结合，顺应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潮流，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担当起改造旧社会，创造新中国的历史重任，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前行的中流砥柱，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以后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最黑暗、最腐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之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振兴进行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但这些英勇的斗争成效甚少，屡遭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能代表人民利益并密切联系群众、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政党，作为凝聚和组织全国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直到1921年7月23日，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想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和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中国新的革命运动有了发动者和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意识形态的鲜活创新

　　从1984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救国救民真理只能是马列主义，领导革命的政党只能是共产党。先进的中国人最后选择了马列主义，领导革命的政党只能是共产党。先进的中国人最后选择了马列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最早意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主要政党、政团组织来说，外生型革新性政党对意识形态高度重视的一般特征，以及中国君子人格重道轻器的历史传统，都使它们把竖起独特的理论旗帜看成是凝聚同志，区分敌我的首要任务。共产党的理论具有普遍的世界性的意义。共产主义理论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近代文明发展趋势和必然结果认识的基础之上，它不但适用于西方，而且适用于东方，适用于中国。其次这一理论从创建时起就宣称开放、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宣称“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理论形态上，它以共产主义基本原理为指针，以联共革命经验为参考。在经历了大革命兴起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功与挫折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以及狭隘的经验主义的危害，因而在抗战初期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命题，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体系化的新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并强调党以此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还指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当中越抗越强，越抗越大。在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和各级党组织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依靠人民的力量，打败了国民党军队，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二、队伍建设质量并重

　　政党的理论构建、推进对党和党的事业发展固然重要，但它的传扬，以及依据它制定的党纲党策的实行则依赖于党的组织建设。对于革命政党或革命党转变而来的执政党而言，严密的组织是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革命队伍建设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初创时期队伍建设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俄国十月革命结束以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两件事不仅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从中培育出最初的一批中共干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袖都是在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纲领》规定了入党条件、接收党员手续、党的组织结构和党的组织工作制度等，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十分注意党员的质量。都了1922年6月，党员发展到了195人。中国共产党是严格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首先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员干部在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有了严格的要求，同时还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生活，使他们的党性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党的二大进一步把马克思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到后来的第一次国民革命时期，党从50多人的小团体，发展到5万多党员，遍布全国的党，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上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还处于幼年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队伍建设的情况。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干部队伍遭到极大的破坏，党的工作重心被迫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扎根农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教训，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和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已经脱离了幼稚状态，成长和成熟起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队伍建设情况。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党的政策、路线正确，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一批干部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迅速地成长起来，吸收了大批优秀分子入党，为全国性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到1942年，党员人数已经由长征结束时的3万发展到80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在干部建设方面的伟大创造就是1942年-1943年的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水准。1945年4月，在抗战胜利的前期，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把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也就是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路线。七大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120多万党员，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120万余人，民兵20万人。

　　随后的解放战争迅速推进与发展，不仅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还在于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加强了对干部队伍的管理，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

　　三、政治工作的笃实有效

　　“战争”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主题，因此军队成为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军关系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而且它还成为党民关系的自然延伸。建立一支“党军”是联共革命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内的政治工作主要是由共产党人来做的，所以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人民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时，不但延续了党军传统，而且在实践中进行了更具中国革命特色的重大创新。其一，支部建在连上。在连队设党支部，在优秀士兵中发展党员，在班排设党小组，在连以上设党代表并担任党组织书记。这就在部队建起严整的党组织体系，为党全面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其二，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武装起义或组织指挥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统筹战局中涉及的各方面工作而建立前敌委员会制度。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任务，协调工作；其三，形成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军民一致”，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敌人。“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其四，提出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即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克服单纯的军事观念；其五，严格军队纪律，反复灌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这些不但保证了人民军队军事力量壮大、军事行动的胜利，而且军队和人民形成了鱼水之情。军队视人民为再生父母亲，人民视军队是自己的子弟兵。人民群众也正是通过军队正义之士，仁义之师的形象来认识共产党的。

　　四、对侵略者的顽强抵抗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卷进西方主导的近代化进程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自然而然地都与国外力量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到了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使得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两极对立或多极并存混斗的局面。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对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妥协性，以及对社会主义和民主进步力量的敌对性；代表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坚定性，以及对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力量的同情、友好和互相支持。

　　七七事变之前，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主要是要不要抗战的问题。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认为“战则存，不战则亡”，蒋介石却认为“战则存，不战则亡”，卢沟桥战役的打响给这个争议作了总结：抗战时正确的，只有抗战才是生路。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投降妥协的立场，因此两党之间仍继续进行着如何抗战、能否坚持抗战的斗争，也就是主站和主和之间的斗争，表现为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结束，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上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抗日战争以开始，国民党就极力谋求对日妥协投降，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国民党专员就去和日军谈判，企图以“双方同时撤兵”的辱华条件来谋求所谓的局部解决。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竟然公开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作为他们对日投降的条件。国民党执行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的结果就是在战场上的一败再败，丧失了大片国土。

　　在日本侵华的14年间，正是共产党人长期真诚地为了民族利益而斗争，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才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东北沦陷后，中共满洲省委就同义勇军合作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号召各界民众支援十九路军。长城保卫战期间，有300多名共产党员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工作。1934年4月共产党提出，社会贤达领衔，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几十万群众签字。1935年8月1日，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呼吁国内人民，为抗战救国团结奋斗。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组织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促进了民族的觉醒。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1936年5月，共产党积极参与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年底，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国内和平。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全面抗战后，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军队改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将根据地改称为国民政府下的边区。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全民抗战路线，采取持久战略方针，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敌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历尽千辛万苦，成为中华民族誓死抗战的中流砥柱，成为民族胜利的气质和骄傲。其实，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从革命的挫折到革命的成功，从民族革命的大义大智、坚忍不拔到阶级革命的勇敢牺牲、坚定不移，中国共产党展示出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中流砥柱风范。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代表着光明、希望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代表了黑暗、失望的中国国民党。有了共产党，才有了新中国。

　　唐文婷（作者单位：江苏省大丰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