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雕塑在现代公共空间中的应用——秦兵马俑艺术的研究随笔

　　一.“气”与“势”

　　我的创作“勇士”系列（见图），至目前而言，有四个草稿，主要是受秦兵马俑陶塑启发。四个勇士形象，分开塑造，每一个构成一个独立单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与古代秦兵马俑的单体塑制，有某种暗合。假如从兵马俑坑中，挑出任何一尊，它都能构成一个独立作品，无数这样的单体组合，便会形成一个军队，一种气势，一股排山倒海、压倒一切得力量。我创作“勇士”系列，主要有感于其“阳刚”之美。姚鼎在谈到这点时说：“其得与阳与刚之美者，则如雷，如霆，也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重山峻崖，如决山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金铁，其与人也，如冯（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这种对力量的赞美，颇有点类似于西方美学理论中与美（或优美）对应的范畴——“崇高”。康德认为，崇高事物的特点，一在力，巨大得力量或气魄，二在量，无比的大，超越感官或想象所能容纳的惯常极限，“他一方面，使我们的抵抗力在他们的威力之下相形见拙，显得渺小，不足道，另一方面，使我们的抵抗力提高到超出惯常的凡庸。”秦俑艺术的磅礴气势，主要是通过形体的硕大和不厌其烦的重复而造成的心理效果。

　　二．“写实”

　　秦俑的塑造形象中，有很多重复姿态，但是重复并不意味着单调，秦俑的塑造没有采用单纯的模制手法，而是模塑结合的。这样浩大的俑群，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却要一个一个的去塑造，这不能不说与形象的个性刻画有关。而对脸部五官形象的塑造分为申、由、风、国、田五种类型组成，将军俑与士兵俑在比例尺度的塑造中，对衣甲的刻画，发式的刻画，形体塑造上都有严格的规范。例如，武佣一点八米左右，战马佣一点五米左右，体长约一点五四米左右，全长两米等等。如此详尽的比例数字与形象生动的刻画，是否会是写生呢？有史为证，在秦兵马俑的塑制过程中，确实是以模特为依据的，以葬区出土的真马骨骼为例，即以前的河套马，与陵区河套马的骨骼，形体十分接近。（高一点四米，体长一点五米至一点六米）这些数字证明，古代匠人在制作俑像过程中，曾有过对模特一丝不苟的“临摹”。

　　三．“塑造”

　　秦俑形象的写实性，具体性，同西方古典雕刻的写实，具像不同之处在于，秦俑的形象，发式，铠甲等塑造得相当具体，而它得体面转折却相当洗练，单纯，概括。雕塑得体面，当其单纯到呈现某种弧面时，相对于起伏多变的体面或纯粹的平面。更显出向周围膨胀的形式力量。形体越大，表面肌理性越强，这种力量感也越强，此种形体，一旦成为某中精神力量的形式，便会发出更为内在的巨大气势和力量感。这就是雕塑家常说的体积感。它不是对象的照抄，却又不完全摆脱对象，它不是纯粹的形体，但却表现为形体，它不是虚空的精神，但又内涵着某种精神内容。-

　　它是神，形，体恰到好处的结合。与形体的单纯有力相一至的-，是线的单纯有利。将军俑不仅胸甲，腹甲的结构线刻画的刚劲挺拔，而且肩到两臂的轮廓线，胸腹和脊柱的侧轮廓线也显出较强的气势和力度感。这里显出的是中国雕塑线，体结合的深厚的传统。

　　秦俑相对于中国雕塑传统，显出更多的写实性，而相对于罗马肖像，又显出更多的主观性，抽象性，写意性，显出明显的东方色彩与中国风格。

　　秦俑在形体处理上，把过细的肌肉变化抹掉更重雕塑体积感和力量感，更强调线和体的总体气势，轮廓线单纯有力，内涵筋骨，有着顽石般造形的力的震撼。这种对力的表达，对力的赞美容易使人联想起亨利.摩尔的作品，他对力量与能量的重视已经超过了对美的追求.他说：“古希腊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所崇尚的美，决不是我的雕塑的目地。在表现美与表现力之间存在着一个功能上的差异：前者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感官，后者具有一种精神上的生命的感觉。这种生命力在我看来更感人，并且比满足感观更为深邃。”他认为生命力是不需要愉悦的感觉，它不存在于物质美中，不采用运动感，而是一种被抑制的活力，这不正是秦兵马俑中那种被抑制得力量吗？于静穆中蕴藏着一股力量。“静极则声动，愈静则愈动。”摘自《生活，观念，灵感》

　　四．“表情”

　　当深入研究秦俑形象个性化表情特征时，发现在不少作品中，作者的审美态度却显得比较暧昧，既看不出明确的否定态度，也看不出明确的赞扬态度。正如生活中一张平静的面孔，最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一样，作品中没有表情的表情，也容易引起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有时似乎什麽也没有告诉我们，有时又似乎令人体回到无穷丰富的内容。这种表情如果运用得恰当，有时可以增大作品的容量。因此，在特定的场合下，“没有表情的表情，胜似表情具体的表情。”这反而构成另一种气势，那千百张面孔构成的巨大寂静，恰恰更让人感到这军阵巨大威慑力的深浅莫测。

　　五．“形式”

　　千百张面容表情的“模糊性”，正是我在创作“勇士”系列中采用镂空手法的一个原因。运用镂空手法，旨在使兵马俑人物形象“模糊化”，淡化具体细节，特别是针对人物头部和服饰、铠甲，简化后的造型更趋向于一种“符号”，这种“符号”在空间中的扭转，有些类似与弯曲的“杠子”，它可以删减细节，如发式、表情，强化作品整体形式感，使观者把注意力更加集中于雕塑语言本身，抹去叙事性，描写性的刻画，强化作品整体形式感，使观者把注意力更加集中于雕塑语言本身，去掉叙事性，描写性的刻画，强化现代雕塑的形式意味。另外，这种镂空手法的运用，也受建筑学理念影响，如中国古建筑中“庭”，“亭”，最讲通透，内外合一，把建筑的空间和自然融合。“亭”的建筑，足可说明这样的事实。亭，没有分割的墙面，而是采用柱子，象征性得分割亭的内外，使之浑然一体，《易经》中有离褂的符号，就是一个透空的窗户，古代把窗户也称明，也就是说建筑有窗则明。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在雕塑的形体上打洞，使得雕塑的背面和正面（前面）联系起来，不正和亭的构造有种暗合吗？摩尔说：“穿透石刻的第一个孔是一场革命，一个洞所蕴涵的意义不亚于一块体积所具有的含义——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就隐藏在它的深度和它的形态之中。”空洞本身如同实心的体积一样，具有形体意义，因此它产生不同视点观看的无限可能，以及永无休止的兴趣和好奇。“中国艺术讲求写意，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表现与再现，气势、骨、力、神韵，尽管这些含义很不明确，但这些概念的提出，不正是我们当代艺术家所努力探索的东西吗？”孔洞“不正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吗？

　　秦俑雕塑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在于它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传神上，其成就都是极其巨大的，取得这样成就写实雕塑群，现存的古代文物没有向我们提供第二个，这也难怪秦俑空前绝后了。秦俑显得类型和个性相统一，形体洗练与形象具体相统一的写实风格，为我们在以后的雕塑艺术创作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秦以后再没有大规模的写实雕塑的创作实践了。这种中国特有的写实风格启示我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写实雕塑艺术成果的同时，应该花更多精力认真整理和研究自己的写实传统，创作出现代的、中国式的雕塑。

　　韩子棹（作者韩子棹系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教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