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质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增长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教育质量也越来越深入的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面对这一新情况，针对“教育质量”这一主要问题，该文通过教育社会学的观点，对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解读和对照，意图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从而为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提供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由联合国提出的提高教育质量“势在必行”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邓小平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中指出： “我们国家， 国力的强弱， 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 教育搞上去了， 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但是，一个国家若想有所发展，它必须依靠高质量的教育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个体能力的提高。教育质量已经陷入了太多的框架里面，甚至已经误入歧途。 然而，平等、公正或者包容的观念作为定义基础教育的核心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因此，不管教育质量的定义是清晰明了的还是含蓄不明的，任何关于基础教育质量的理解都与社会发展联系在了一起。

　　一、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

　　功能主义(也叫“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生物学占据统治地位的19世纪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家如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埃米尔.涂尔干的著作。功能主义强调这样一种模式，即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对总体发生作用，由此维持了社会的稳定。[1]它认为认识事物的实质、本质或第一原因是不可能的，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和属性；主张排除实体概念，在相互依存构成整体的诸因素和诸事物的联系中把握对象，而对事物的现象和属性的认识在于了解其功能。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在理论上不重视行动个体，而是强调社会制度，大多数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功能的，因为它们为维持整个社会结构做出了贡献。

　　我们可以用结构性的功能方法，当做一种基本分析的方法来阐明那些残障儿童的内在和具体的内在。有学者认为认为培养出“核心能力”是可能的，这些核心能力是指可以最低限度的促进人类繁荣的一般概念，并致力于在其他的领域来寻求一些理论支持，以使得教育质量欠缺概念化的问题得到一些解决方案，并让大家越来越关注学校和社区、教育体系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以便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我们从学校的视角来追询怎样更大限度的利用学校设施来促进社区发展。例如针对学校膳食，让社区成员利用学校的建筑来为学生们准备餐饮，这样就可以在课余时间利用校区场地来发挥社区功能，也可以极大的调动社区成员对学生教育的积极参与。

　　二、人力资本理论视角

　　人力资本的方法在对关于教育质量发展的论述上占有了话语主导权。梯利是以“人力资本”这个视角批判教育质量，然后又推出了促进社会公平理论化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界定了为了社会公平的教育质量的三个层次：包含，相关以及民主参与。

　　人力资本理论起源于经济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关于人类生产能力的崭新思路。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具有社会基本建设的地位和功能， 只是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才逐步具有了这样的地位和功能， 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当今世界，现代教育的经济功能倍受青睐。现代社会的特征和现代生产的特征把科技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经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样，也把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建筑在这样一种意识之上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意识的支配之下，以人才的培养为中介，相当多的国家实行了科技--经济--教育三位一体的改革战略，教育的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被空前地突出出来。从而也使以发挥经济功能为目的的教育改革得到最普遍和最大限度的确认。

　　社会公平理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道德哲学理论。就这些论点来看，它们提供了理解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缺陷的分析方案。有学者认为这个方法为那些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不平等性提供了一个分析途径。社会公平取代经济增长，成为新的发展目标，即给予个体选择“存在价值”或者“行为价值”的自由。因此，素质教育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概念：使学习者能够拓展他们的能力，包括生产经济产品的能力以及遵循个人意愿的能力。

　　三、冲突论的视角

　　冲突论发端于马克思，是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取向之一。但它在20世纪中期的发展则归功于韦伯和齐美尔。冲突论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利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 他们强调社会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冲突主义者认为，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控制权力上，统治阶级利用学校来再生产与其特殊利益相符合的统治地位。因此，学校成为一种社会控制和再生产的机构。与此相近的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经济支配阶级，教育的钥匙的分布也随着社会出身的不同而定。

　　例如，教育规模的简单扩张并不能降低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因为新增的教育机会并非劣势阶层子弟所能独享，所有适龄学生都在竞争这一新增机会。如果教育机会的分配机制没有改变，那么教育机会在不同家庭背景间的比例分配关系就不会改变。结果是，虽然教育扩张能使劣势阶层子弟教育机会的绝对量有所增加，但相对机会的劣势不会改变，教育不平等水平不会降低，这被称为不平等的最大化保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教育机会扩张会产生平等化效果，但这个效果要到达某个临界点之后才发生，只有当优势阶层的入学率饱和后，家庭背景的影响才会降低。所以在教育扩张下，教育不平等的削弱，会逐渐从初等教育开始，并逐渐延伸到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类似的社会调查还可以参见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

　　四、技术手段的应用及语言对教育质量的作用

　　国外学者巴吉扎和苏泽兰德通过对卢旺达城市新引进的信息通讯技术（简称ICTs）的应用，并在教室中用电脑来评估究竟是什么影响着学生的学习。他们在争论应用信息通讯技术是否能够提高学生们的能力，比如搜索能力、综合以及传播信息的能力，或者就某一个共同目标知识汇总并同其他人交换看法的能力等，但目前信息通讯技术在学校的应用并不足以保证将其功能转换成这样的能力。即，这些研究者们并未充分证明在教学过程引进新的信息通讯技术会更好的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针对那些语言被边缘化的人群，教育中的语言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一些学者从一个批判的视角来看待语言人权和语言公民权的概念，并且争论说当语言人权成了政治通货之后，语言公民 权通过强调语言使用者所提倡的语言在教育中的作用而为语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个途径。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性成为教育社会学核心主题的扩展和强化，语言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公平性的体现，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针对以上的具体维度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同教育系统的教育专家对“教育质量”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认识。

　　五、结论

　　通过功能论、人力资本理论、冲突论等多个视角对教育质量的批判、家庭资本和学校设施的融合、语言在教育过程中的应用等方面，来逐层展开讨论，我们可以借此有所启发：

　　要更新原有的教育观念。教育质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原有的起源于经济学理论的人力资本论已经不能满足教育质量的发展、也跟不上社会的进步了。那么，来重新审视教育质量问题，以促进社会公平的推广和普及就显得刻不容缓。

　　要合理开发校外教育资源，动员社区力量，共同致力于教育质量的提高，以此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要深入研讨新的信息通讯技术在教学中的恰当应用，针对一些地区语言在教学中的运用，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的语言在教育过程中的运用也直接反映了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是否得以体现的依据之一。

　　徐胜男（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