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三大社会思潮

　　【摘要】本文从分析近现代的三大主要社会思潮，即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和社会理想入手，进而阐明三者的异同，指出正是在这三大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我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并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完成了我国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伟大历史使命。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社会、社会思潮、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

　　近现代中国思想流派纷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是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是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三者的联合与对抗，形成了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主要格局和发展趋势。

　　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一些不同程度的西化论者。自康有为第一次明确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就开始了在中国的历程。后来严复利用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来批判“君权神授”理论，梁启超则认为自由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早期陈独秀秉承激进西化思想，认为中国应该以个人为本位。对于自由主义宣传最有力、西化程度最深的胡适则极力提倡个人主义中个性自由和思想独立的要素，不惜将其推向极端，喊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的口号，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的强烈冲击。

　　保守主义思潮中最具有理论自觉性和最富有挑战性的是现代新儒家，他们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从而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应该具有以下特点：区别于传统儒家，强调对传统的“开新”，即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传统，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之不足。其第一代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虽然人类最高的价值是道德，但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文化要素在世界任何文化中都具有永久的价值。但这只是其理论的一个方面，其最重要的方面是对道统的肯定，即肯定儒家道德至上的文化传统仍为中国新文化的命脉之所在，以此与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思潮抗衡。在“九.一八”事件后，他认为中国人民应该象甘地领导印度人民那样，进行非暴力的道德性抵抗，用文化战胜侵略。他认为文化是超越国家民族的，是拯救国家的手段，更是目的本身。著名学者熊十力与梁漱溟一样，他所考虑的问题，似乎也完全超出了民族文化的范围，以全人类乃至宇宙问题之解决为最终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成分抽象出来，认为它们具有超出民族的全人类的意义，并以此与西方文化的冲击相对抗，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典型特征之一。

　　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辛亥革命夭折、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欧洲是作为对资本主义全面批判的理论而产生，在中国也是作为全盘西化思潮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1921年建党前后，共产党人所发表的言论与正式宣言中，斗争目标都明确指向中国的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尤其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一性质。当时的党纲写道：革命的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可见，整个纲领的着重点完全落在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上，显示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趋势，并没有过多考察和注意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况。

　　综上所述，三大思潮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社会理想，但由于同处一个时代，遭受同样境遇，使它们不能不又具有相似之处。如它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架构中运作，具有相同的思维范式，尤其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它们的思想深处都十分激荡。

　　在表面的理论形式上，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西方启蒙思想中宣扬个性解放与个性独立的内容。但沿着其思路向内追寻，会发现他们对个人自由与个人主义的宣传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民族的复兴。胡适用最简洁的话语表达了这种思想：“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梁启超也认为，如果想要救中国，舍自由美德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办法。严复是将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全面介绍到我国来的第一人，他在翻译自由主义代表作品《论自由》时，对作者约翰˙密尔的原意作了某些改造，而这种改造正是为了适应他的民族主义目的而进行的。严复提倡自由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压制个人的创造力，因为这会造成个性的萎缩，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可见，严复对人的个性的看法是与民德，即国家富强所需要的个人的智慧和精神相联系的。他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国家民族的富强，而不是其它。

　　同自由主义思潮相联系的，是这批思想家的西化倾向。在有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反传统的潮流，如日本、印度等，但任何国家也没有出现我国近现代史上如此激烈的全盘西化浪潮。一般而言，当一个民族遭受厄运、民族情绪高涨时，应当表现出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现象，而我国却是一个例外。这种现象其实并不与民族主义情绪相悖，而是一种非正常的发展。我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历经磨难，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均失败以后，知识分子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将这种改革诉诸观念层次的改变，用被称之为“以思想为根本来解决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来代替政治经济变革，这可谓是一种略带变态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国历史上有一种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如明朝灭亡之后，顾炎武解释“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他认为“亡国”只是封建统治者家国的更替，是民族内部的斗争；而“亡天下”则是民族的沦丧，即文明的沦丧、文化的衰败。此观点可理解为：华夷之辨即民族的区分，主要以文化为标志而非以血缘种姓为标志，此即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含义。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很自然地导出了其文化决定论的民族主义思想，即以文化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或者说是将民族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来处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是不能分开的，否定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不能解救这个民族，反而会使它走向灭亡。现代新儒家正是怀着拯救民族危亡的情感来从事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在此可以看出，民族问题才是文化保守主义运动的真正动力，只不过是采用文化的保护来解决民族问题罢了。在这个意义上将其文化运动理解为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是完全正确的。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我国逐渐传播开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作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而出现的。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随着国内外斗争的发展，现实迫切要求中共党制订出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内切实可行的现实纲领。所以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要求中共党人必须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从而求得一个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内的封建军阀统治和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从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以后，无论在思想理论层次上还是在行动层次上，都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正式将自己的革命汇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在1936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前夕，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刻，中共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唤起民族的自觉，号召人民用革命的手段拯救中国。这种切中中国时弊的启蒙，为我国人民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众多思潮的传播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担负起救亡的历史重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之，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的深处，都涌动着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潜流，而且这股潜流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始终如一的主题，并推动各种思潮去思索和行动，由此形成了我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并最终由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完成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历史重任，使我国步入了世界独立自主的大国行列并正向强国迈进。

　　历史事实启示我们：虽然都是思索救国方案，不同的思潮所选择的道路和方法却大相径庭。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应由文化问题入手，而且都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自由主义的一些学者认为列强只是“投资者”并非侵略者，现代新儒家的一些学者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能欺侮中国，其根源在于中国自身的落后，“文化决定论”使他们认为思想的启蒙和伦理的教化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既不忽略文化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又将其与民族解放斗争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中华民族百年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

　　注释：

　　[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A]，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1981.［23］。

　　[2]宋志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家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3]。

　　黄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