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史料价值与不足

　　摘要：记载丘处机西行过程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在研究全真教及蒙元、中亚历史方面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但问世后流传并不广，后来随着舆地之学和宗教学的不断发展才逐渐被人重视。本文主要就《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史料价值和不足谈几点看法。

　　关键词：长春真人西游记；史料价值；不足

　　由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了丘处机西行的全部经过。该书按丘处机西行的时间顺序来写，每到一地都有记录，语言凝练简洁，叙述详略得当，可读性强，虽是一部道教游记，但内容广博，远远超出了宗教的领域。游记中既有丘处机生平简介，也录入了丘的途中诗作，卷末附录载有成吉思汗诏书、圣旨，以及请丘处机主持天长观疏等，此外该书最为世人称道的还有对当时动荡时局、成吉思汗西征、沿途山川地理、人情风俗、生产状况等的记载，为后人研究13世纪中亚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全真道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文主要论述其史料价值和存在的不足。

　　第一，记载了丘处机的西行路线。丘处机与弟子赵道坚、尹志平、李志常、宋道安、夏志诚等于蒙古太祖十五年（1220年）从莱州出发，途径燕京、德兴、宣德，而后出塞，从翠屏口北上，度野狐岭、抚州、盖里泊、鱼儿泺，至斡辰大王帐下，又向西北行，过陆局河，翻越松岭至窝里朵。到达阿不罕山后，宋道安等在此建“栖霞观”。丘处机与其余弟子先后到达阴山、和州、鳖思马、回纥昌八剌城，过天池至阿里马城、大石林牙、赛蓝城、邪米思干，太祖十七年（1222年）经由碣石城、铁门关，到达大雪山八鲁湾川成吉思汗的行营，历时三年。整个西行过程贯穿中原地区、蒙古高原及中亚地区，自沿海至内陆的环境变化，书中均有详细记载。

　　第二，记载了动荡的时局。其时金境大旱，山东和河北最为严重，金与南宋征战不休，天灾加上人祸，另，铁木真统一草原各部之后，蒙古人的铁骑开始向南推进，三方的混战使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就在此时，成吉思汗派刘温持诏来到山东召丘处机西行论道。李志常在游记中多次提到各地遣使召请丘处机，但他婉言谢绝，辞不赴召。其中的原因除了学术界公认的丘处机眼观天下大势，认为金和南宋气数已尽之外，或许还有路途凶险这一因素的影响。游记中有“有使自大梁来，道闻山东为宋人所据，乃还”之语，可见金与南宋之间的频繁交战使得二者的疆域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丘处机面对远道而来的刘温更是发出了“兵革以来，彼疆此界，公冒险至此，可谓劳矣”的感慨。书中有多处关于社会动乱的描述，如写刘仲禄“至德兴，以居庸路梗，燕京发士卒来迎”，“宣使刘公从师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群盗于其北”，在西行的途中，丘处机一行人还见到了战场遗址及士兵白骨，“宋德方辈指战场白骨曰：‘我归当荐以金箓，此亦余北行中因缘一端耳’”，与《元史·木华黎传》“金兵四十万，陈野狐岭北，木华黎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陈。帝麾诸军并进，大败金军，追至浍河，僵尸百里”的记载基本一致，可互相对照考察历史。

　　第三，记载了西行途中的宗教活动以及所受到的礼遇。在济阳，“士庶奉香火迎拜于邑南”，至泸沟，“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时天大旱，丘处机应会众邀“启醮事，雨大降”，在德兴龙阳观，与道友作诗唱和，经过斡辰大王帐下的时候，不仅得到蒙古贵族的礼遇，更是获得了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汉民工匠络绎来迎，悉皆欢呼归礼，以彩幡华盖香花前导”。西行过程中还在阿不罕山建立了“栖霞观”，“人不召而至，壮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财。圣堂方丈，东厨西庑，左右云房。不一月落成，榜曰栖霞观”。无论是慑于蒙古皇帝的威严，还是出于真正的宗教信仰，亦或是对丘处机的尊重，总之，传播全真思想的目的是达到了，这对于全真教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抵阴山后，回纥郊迎”，李志常用简洁的语言记载了欢迎盛况。另，游记记录了丘处机沿途所作的五十多首道教诗，一方面丰富了元诗的内容，二是有助于我们了解丘处机的为人及思想，是研究丘处机和全真教的宝贵资料。

　　游记还记载了沿途的宗教信仰。从莱州到大雪山，行程上万里，各个民族杂居，西域的宗教信仰与中原地区更是迥异，游记中提到“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每朝夕，其长登之，礼西方，谓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丁男女闻之，皆趍拜其下，举国皆然，不尔则弃市。衣与国人同。”短短几句话就将中亚地区宗教信仰严格的教规体现了出来，为研究中亚地区的宗教发展提供了史料。

　　第四，体现在山川地理和风俗人情方面，游记注意到了从沿海到内陆地理环境的变化。“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度过野狐岭，丘处机一行人就进入了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渐行渐远，作者留意到了沿途与中原地区的差异，并一一作了记录。“东北过盖里泊，尽丘垤醎卤地……南有盐池，迤逦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至鱼儿泺。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钓为业。时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四旁远有人烟，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干旱少雨、冬季漫长、人们逐水草而居的大漠景象跃然纸上。记载地方特产是游记另一特色，草原人食乳酪，回纥产蒲萄、大饼，而且回纥人已经能够酿造蒲萄酒，并用它来招待客人，畏兀儿产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游记中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从这一角度讲，它又可算是一部西域民俗史。

　　游记除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外也有自身的不足。一是纪实错误和内容的倒乱，二是存在作者个人的感情的影响。李志常在全真教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教人记本教事务，出于发展教门的夙愿，多少会存在溢美之词。另外，丘处机的西行李志常并未全程跟随，游记是丘处机及众弟子沿途随行随记，后来才由李志常收集、整理、执笔写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转述的时候肯定会存在遗漏或修饰过多的毛病。总览全书，文章前半部分用了大量的笔墨，而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论道篇幅较少，固然李志常遵照了成吉思汗论道详细内容“勿泄于外”的禁令，但对游记来说却是一个遗憾。

　　总体来看，《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不足与缺憾并不能掩盖它的史料价值，它对于研究全真教的发展史以及13世纪蒙古和中亚史来说至关重要。

　　魏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