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判牍”研究之瓶颈与出路

　　【摘要】清代判牍是清朝地方官在审理案件时所记录下的文件，包括案件的原委、经过以及该地方官判决的结果，这些记录的文章被收集起来，形成判牍。由于清代判牍很大部分尚未出版，所以对于清代判牍的研究多停留在一小部分判牍之中，而很大部分尚未出版的清代判牍成了研究的瓶颈。对于清代判牍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民事方面，比如婚姻、家庭、继承方面。而这些研究领域较为局限，研究方法尚不够完善。

　　【关键词】清代判牍；研究瓶颈；判牍研究方法

　　一、清代判牍的基本情况

　　1、判牍的沿革

　　在明清之前比较有名的，包括了唐代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百道判》、宋代和凝《疑狱集》、郑克《折狱龟鉴》、桂万荣《棠阴比事》，而现在较常被研究者使用的，则是南宋时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反映了南宋地方政府司法实态。明清时期的判牍总数约有188种，编纂者任官的行政层级从省级至州县级，案件涵盖的范围遍及全中国。

　　2、清代判牍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

　　清代判牍据统计约135种，主要是从明末清初到清末这个时间段地方州县官在审理案件的记载，笔者在整理清代判牍中发现以下特点。

　　2.1、对现存的清代判牍不同时间段的数量分布的考察

　　现存的清代判牍约135种。就其时间段的考察，分布于从明末清初到清末这个阶段。由于历代皇帝在位年限的不同，一般而言，所存的判牍数目应该与其时代的长短相对应，然而，笔者在整理时发现清代判牍主要是在康熙、光绪年间、其中康熙年间大约31篇，光绪年间判牍大约46篇，加之顺治到康熙过渡段、康熙到雍正过渡段，及光绪作为过渡时间段的判牍，已经占判牍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从雍正到同治到这一百多年里判牍仅占三分之一。其中乾隆时期的判牍数量仅仅3篇。加之作为过渡时段的判牍也寥寥无几。乾隆在位时期远远长于光绪在位时期，但其判牍数却与之相去甚运。究其原因，尚待商榷。

　　2.2、清代判牍记载内容涉及地区的考察

　　清代判牍主要为府县官审理案件时所记录下来的文件。其分布较广，浙江、山东、安徽、湖南、陕西、云南、福建等均有涉及。其中记载浙江、湖南、安徽省的判牍较多。一些判牍的记载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县官在某个地区审理案例的集成。《梦园公牍文集》为作者刘曾骤于光绪10年前后约20余年之间历任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济宁直隶州郓城县、沂州府郯城县、东昌府茬平县等知县时期所审各地案件，总计收有67件。《敬慎堂公牍》中记载判牍为作者沈秉堃于光绪年间历任四川省泸州直隶州江安县、嘉定府乐山县、成都府成都县、绵州直隶州绵竹县、成都府彭县、重庆府巴县、叙州府富顺县等地知县所审案件，收有51件。《讲求共济录》为作者张五纬于嘉庆13至19年历任直隶保定府、大名府、广平府、天津府等地知府期间所审理案件的集成，卷1有批驳15件与判语1件，卷2有判语1件与批驳32件，卷3有批驳2件，卷4有批驳2件与呈文1件，卷5有批驳1件，总计55件。

　　二、清代判牍研究概况及瓶颈

　　1、清代判牍的研究概况

　　对于判牍的研究，日本学者开展得比较早，滋贺秀三的日文著作《清代中国的法与裁判》[1]不仅通过清代判牍进行了清代司法官员判决的确定性研究，而且在附录中提供了清代判牍目录。国内学者的专题研究以汪世荣的《中国古代判词研究》[2]为开拓作品，全书由判词概念入手，并对判词的分类、发展、沿革、主要内容、制作方法以及实际运作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近年来，结合判牍、案例来研究清代的审判问题，引起了中外法律史学者的关注，寺田浩明的《清代民事审判：性质及意义——日美两学者之间的争论》[3]、何勤华的《清代法律渊源考》[4]等都是这方面研究取得的成果。

　　近年来一些论文开始着眼于对一些具体判牍进行研究，由于数目较多，本文主要对一些典型的研究方法加以探讨。笔者将这些研究类型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1 对某个具体判牍的研究

　　这种研究多集中与对某一判牍的某一个方面的研究，较为典型的有：

　　《论清代婚姻家庭诉讼中的情理观念——以清代判牍<棘听草>为研究对象》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棘听草》的研究，通过列举《棘听草》中数个案例得出当法律与普遍的情理不相重合，甚至互相排斥的时候，司法官员更多地是从情理的角度出发，兼顾法律的结论。[5]《浅谈清代民事纠纷与诉讼——从<樊山判牍>入手》一文从光绪年间清代名士樊增祥的著作《樊山判牍》中的个案入手分析，展现清代判词中民事纠纷与诉讼的类型和法律适用，得出司法官在断案时适用“律例”、“民事法律习惯”乃至“情理”。可以看出司法官断案手段的多元化。[6]《清代循吏研究——以<吴中判牍>为中心》一文中，在我国古代，官吏是联系皇帝和百姓的桥梁，循吏更是典型。

　　本文以《吴中判牍》为中心，研究清代的循吏，循吏理讼时，并非严苛无情地严格按照律法行事，而在遵循法律的情况下，顾及民间情理，更多考虑以忠孝为核心的人之常情和社会中的人情世故，给予其治下百姓尽可能地多的关爱。[7]《清代县官吏与讼师以<樊山判牍>为中心》一文以《樊山判牍》为中心，通过书中提及的徐毓坤，王庄临、张兴有等讼师来窥探清代县官吏与讼师的关系。本文将从讼师的身份，讼师的行为，以及县官吏对讼师的态度三个方面来研究清朝的讼师。[8]《<塔景亭案牍>中孀妇再醮案件的审理研究》一文主要运用史料分析的方法，以《塔景亭案牍》为主要研究资料，引用《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来佐证存在于江苏省句容县的孀妇再醮相关民事习惯。通过调查文献，获得资料，综合地介绍和评述该问题，从而分析清末州县官对于孀妇再醮案件的审理问题。[9]从《<樊山判牍>看清代女子继承权》一文仅就《樊山判牍》所涉案例，讨论樊增祥所处时代女儿及妻、妾对于财产的继承权利，并试图从中找出历史原因。《论清代的州县审判——以<鹿洲公案>、<樊山判牍>为研究对象》一文以清代保留下来的《鹿洲公案》和《樊山判牍》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历史真实个案的分析，解读来说明清代州县审判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并指出清代州县审判中存在审判依据多元化的现象，最后在宏观视角下对清代的州县审判的特点进行分析总结。[11]

　　可以看出此类研究清代判牍的方式主要是对某一、两个判牍的某一方面，多表现对民事方面的研究比如婚姻、家庭、继承方面。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更集中于对清代地方州县官断案依据的研究，往往得出州县官在审理民事案件在遵循“律例”、民事习惯的同时兼顾情理的审判模式。并指出清代州县审判中存在审判依据多元化的现象，并对此现象的原因及结果进行分析。有部分对判牍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对于“人”的研究。比如以《吴中判牍》为中心对循吏的研究，及以《樊山判牍》为中心对官吏与讼师的研究。通过对人的研究延伸至对审判的研究。

　　另有一些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向，比如《从判牍<府判录存>看清代中后期关中地区的合伙经营及诉讼》。笔者通过《府判录存》中收录的大量与合伙经营有关的诉讼案件。从中看出，合伙经营在小本经营者中广泛存在，大多有合伙协议，并在合伙运行中的经营、清算、债务承担、退伙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合伙组织会因为账目管理、结算清算、合伙事务执行、分伙退伙等原因产生纠纷和诉讼。[12]

　　1.2 对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研究

　　《婚姻诉讼案件中妇女社会性别的建立——以清代直、陕、豫、鲁地区判牍、档案资料为例》一文作者从《四西斋决事》、《樊山批判》、《判语录存》、《汝东判语》、《晦谙斋笔语》为研究依据，研究妇女社会性别的建立。[13]《清末民初江南地区主客冲突与融合——以江苏句容县域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文主要以《塔景亭案牍》为依据研究句容县客民与土民的融合状况。[14]《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以民国元年上海地区为例》一文主要是以上海地区为例，研究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15]《从分家继产之讼看清代的法律与社会——道光、光绪年间陕西相关案例分析》一文通过对《樊山判牍》、《府判录存》等判牍的研读，研究清代分家继产之讼。[16]

　　1.3 引用多个判牍对某一具体问题分析

　　《清代家庭经济纠纷的诉讼解决——以清代地方官判牍中的案例为中心》一文通过引用《府判录存》、《判语录存》、《槐卿政绩》、《吴中判牍》、《汝东判语》、《樊山判牍》、《鹅湖判事》、《问心一隅》、《塔景亭案牍》等判牍对清代家庭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时代背景、及州县官的审理方式进行研究。[17]《清代地方社会中的官、民与法——以清代地方官判牍中的诬告为中心》一文通过引用《棘听草》、《判语录存》、《府判录存》、《槐卿政绩》、《天台治略》、《四西斋决事》、《徐雨峰中丞勘语》、《问心一隅》、《汝东判语》、《棣怀堂随笔》、《吴中判牍》、《鹿洲公案》、《纸上经纶》等判牍的研究，以地方官判牍中的诬告案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史的视角，通过阐述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民众的实际形象与传统形象、地方官的现实表现与官方要求之间的差距，揭示出清代社会和法律都存在着表达与实践的背离，这些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与法律本身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18]

　　2、清代判牍研究之瓶颈

　　笔者通过对判牍研究状况的梳理，发现对于判牍的研究多集中于一小部分判牍中，比如樊增祥的《樊山判牍》、蒯德模的《吴中判牍》、李之芳的《棘听草》、卢崇兴的《守禾日记》、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张五纬的《未能信录》、李钧《判语录存》、邱煌的《府判录存》、徐士林的《徐雨峰中丞勘语》、许文濬的《塔景亭案牍》等等。而且在这些判牍中往往主要研究民事方面的内容，诸如婚姻、家庭、继承方面。或有一些论文及对州县官审理案件参考依据的考量。而相当多的判牍尚未被研究，被研究的一些判牍仍有相当多的尚未被研究的空白领域。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一些判牍记录数量较多的典型案例，比如《樊山批判》、《府判录存》不但记录了为数众多的案例，而且文风朴实，叙事客观。特别是樊增祥的判牍，因为基本没有做过整理和润色，所以可谓判词实录。而《府判录存》中记录大量的典型案例。比如上文提到对“合伙经营”案件。就《府判录存》中就有二十多起。不失为研究某一特定案件的典型判牍。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一些判牍相对较为容易查找、后人整理相对整齐《棘听草》、《守禾日记》、《未能信录》、《樊山判牍》等收录于《历代判例判牍》中；《福惠全书》、《樊山政书》收录于《官箴书集成》；《徐雨峰中丞勘语》收录于《明清法制史料辑刊》；《塔景亭案牍》则不仅容易查找，而且整理、点校较为整齐。

　　三、清代判牍研究之出路

　　笔者认为今人对清代判牍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对没有整理的那部分判牍较少涉及，对一些判牍，往往集中于民事方面的研究。相当大的研究空白领域。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明确清代判牍的价值，在研究方法上寻求更为深远的出路。

　　1、清代判牍的研究价值

　　通常判牍的出版除了单独成书之外，也有判牍是被收录在明清文人的文集之中，并且为数不少的判牍被收录整理。一些清代判牍收录于《历代判例判牍》中，比如《棘听草》、《守禾日记》、《风行录续集》、《樊山判牍》、《四西斋决事》等。另有一些收录于《明清法制史料辑刊》、《官箴书集成》及《四库未收书辑刊》便于查找，透过判牍资料藉此进行法律史的研究，并且透过案情还能了解当时的行政制度、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等问题。

　　2、清代判牍的研究方法

　　2.1 全面客观分析法

　　全面客观分析一个判牍。比如对于同一作者于不同时期所作判牍的梳理。从而对这一时期作全面的把握。董沛于光绪6至7年任江西省临江府清江县知县时期所审案件著有《吴平赘言》，于光绪8年署江西省抚州府东乡县知县时所审案件著有《汝东判语》，于光绪9至10年任江西省南康府建昌县知县时期所审案件著有《晦闇斋笔语》，于光绪11年担任江西省广信府上饶县知县时所审案件著有《南屏赘言》。可以通过这些判牍对江西省光绪6年到光绪11年的的案例较为全面的把握，通过其也可窥测当时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

　　2.2 比较分析法

　　在分析清代判牍时，应注意对同一时期不同作者在不同地方的判牍进行对比研究。《学治录存》为作者于光绪9年左右任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知县审理的案件，《绍兴府会稽县民钞汇案》为光绪8年之后的案件，由卷头有“署绍兴会稽县”语判断，可能在绍兴府会稽县地区，计有堂谕241件。也可以同时代不同省份的案牍相对比研究。如与上文所提到的董沛于光绪6年到光绪11年所著有的判牍相比较。从而更为客观全面的了解当时法律发展乃至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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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