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语的演替和湖北历史时期的方言区域

　　湖北省境的现代方言，有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赣语三种。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湖北省境流行“楚言”，无疑来源于先秦的楚国，可是从先秦楚国的语言到近世北方官话的格局，“楚”字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演替。

　　有关楚语的资料，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由于湖北地处楚国的核心范围，楚语当然是最主要的语言。在汉代扬雄的《方言》中可以看到：楚语在当时很有影响，它侵入了南边和东边地区，而且进入了原本非汉语的淮、吴、越和南楚地区。汉末以后，由于人口迁移非常频繁，楚语与北方方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化。许多原先只是某方言的词汇，此时已成为通语，其中尤以来源于楚语的居多。进入唐代，通过流传至今的零星记述，可以看出楚语的地位。如储光羲有“楚言满邻里”的诗句，温庭筠也曾在诗中写到“邻翁能楚言”。但也就是从唐代开始，楚言就逐渐出现了区域的分化。总体上是从不同的方向逐渐向官话靠近，到明代的时候，荆襄方言的官话味道则更加浓厚。

　　然而，先秦时期的楚语分布已难以悉知，估计是一种不连续的状态。今湖北所辖的范围，大概只有以荆、襄为中心的一小块地区其方言基本上能够为楚语所独占，而其余大部分地区都有一些民族语言夹杂。汉代的楚方言，唯有扬雄的《方言》得以稍见其地域分布。笔者认为，当时的楚方言可以与陈、江淮合为一个陈楚江淮方言区，大致包括了今湖北省境及其东面的一大片地区。但扬雄的《方言》记录的只是一些词汇，从中也看不出方言区内部的分片情况。直到唐代，由于留存一些零星的语感材料，湖北方言的地域分异才得以渐渐显现出来。

　　最先显现出来的区域是省境的东部。按照唐人的说法，这里流行的并非楚言，而是“吴语”。唐朝诗人张说在一首题为《荆州亭入朝》的诗中写道：“旃裘吴地尽，髫荐楚言多”。这应该是他从下游上行至荆州后写的，可以说明当时楚言分布的东界只及于江汉平原的中部，而其以东则是吴语的范围。

　　随东部之后显现出特色的区域是省境的北部。由于此地与关中地域邻接，交通便利，从而其方言受到了关中方言的强烈影响。欧阳修称襄阳“语言轻清微带秦”，均州也有资料表明其“民多秦音”。这一特点直到明代仍然存在。当时楚语的北缘大致就在襄州的北界。自此以北，方言就与楚语越来越远，这正是文化区边缘的常态。

　　省境西部的峡江地区，其方言有自身的特点。按唐人的看法，此地流行的是一种古老的巴语。当时的诗歌中，“巴语”一词屡见不鲜，如“更问蜀城路，但逢巴语人”之类，不烦枚举。杜甫在记述峡江方言时写道：“儿童解蛮语，不必作参军”，可见巴语中有“蛮语”的成分。而元稹也在峡江叙说：“入衙官吏声疑鸟，下峡舟船腹似鱼”，看来巴语与北方方言还难以通话。这一难懂的特点直到宋代依然如此。欧阳修在峡州有诗云：“青山四顾乱无涯，鸡犬萧条数百家；楚俗岁时多杂鬼，蛮乡言语不通华。”这里讲的只是峡江的东部，随后苏轼在峡江西部有感叹：“矍铄空相视，呕哑莫与谈”，说明当时巴语与蜀中方言也有较大区别。孟浩然曾写下诗句：“异县非吾土，连山尽绿篁……猿声乱楚峡，人语带巴乡。”这是他“行出东山望汉川”时作的。从异县、楚峡、汉川三处着眼，笔者认为作诗的地点可能距其家乡襄阳不远。这说明省境西部的方言当时带有一定的巴语特征。

　　在唐代，省境方言主要分属两区，以荆襄为核心的中部地区流行楚语，而江汉平原中部以东的地区属于“吴语”，此外西部边缘则有“巴语”。到了宋代，省境方言进一步分化成四个区域，鄂东北为淮南语，鄂西北为带有秦音的楚语，鄂西南则为受到长江上游方言影响的楚语，而鄂东南仍为带有“夷音”的古老方言。元明以后，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逐渐形成武天片，鄂东南又受到赣语的大规模影响，这才奠定省境现代的方言分布格局。

　　文/张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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