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普陀宗乘之庙的综合价值

　　摘要：本文主要从古建、艺术、历史等角度出发，对普陀宗乘之庙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考证，由此证明普陀宗乘之庙不仅是研究清史、民族史、宗教史、古建筑、园林、佛教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更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题材。

　　关键词：普陀宗乘之庙；古建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

　　河北省承德市的普陀宗乘之庙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占地面积2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2400平方米，建筑与布局是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坐北朝南。主要建筑依山就势，从前到后分布有五孔石拱桥、山门、碑亭、五塔门、大小白台、钟楼、三塔水门、琉璃牌坊、罡子殿、大红台、千佛阁、文殊圣境、哑巴院、御座楼、群楼、洛伽胜境、权衡三界、万法归一殿、塔罩亭、慈航普渡亭、圆台等。这座皇家寺庙是承德外八庙中最辉煌、规模最大的一座，集中体现了高超的古建和艺术价值，在历史和科学方面更是清代寺庙建筑的典范。下面笔者就从这几点入手做一简单论述。

　　普陀宗乘之庙的古建价值

　　普陀宗乘之庙无论在其建筑风格、园林装饰还是佛像制造上都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

　　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但它与布达拉不同，是经过周密的规划，用统一的标准化，程式化做法修建的，不但它的前半部是对称型，大红台的主体也取对称构图，就是整体的大红台和大白台，几十座大小不等、形式不同的白台建筑，也是按照严格的权衡布局，实际上是形成了一条轴线的。但这组庙宇最终还是突破了绝对对称的布局，又采用了许多平面、轮廓都不对称的单体建筑，所以它在外八庙中的动态美最强，给人的印象最深。

　　普陀宗乘之庙是汉藏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以藏族建筑风格为主。琉璃牌坊为界把庙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部为汉族宫殿式建筑风格；后部则为藏式建筑风格，形成藏汉融汇之新形势。殿阁、白台、僧舍、碉房等藏式建筑，自山脚依山势地形，高低错落地分布在山坡上，形成了极富变化的空间层次，具有韵律和谐的节奏感及立体感，并在建筑细部巧妙地融汇了汉式建筑的风格和布局。琉璃牌坊采用黄、绿琉璃瓦覆顶，色彩鲜艳，光彩夺目，具有鲜明的汉族建筑特色，这在藏式寺庙中格外醒目；在建筑材料上，无论是主体建筑还是单体建筑，均以砖石为主，具有鲜明的藏族建筑特色。在色彩上，突出红、白、黄色的喇嘛寺庙的特色，特别是在红、白色的墙面上装饰梯形的盲窗，更加泻染了藏式风格寺庙庄严肃穆的气氛。在室内装饰上，镶嵌式的楠木隔扇窗、花罩、落地罩、经橱等灵活地分隔了楼内平面布局；火焰宝珠、六字真言的软天花和龟背锦式下肩彩画，又取代了汉式的四白落地，或银花纸裱糊，从而增加了殿内典雅和神趣。

　　在普陀宗乘之庙的中部，为弥补自然地形的不足，修建了40多座参差不齐、形体各异的藏式平顶碉堡的红台、白台、喇嘛塔等群体建筑和单体建筑，并把繁茂的青松点缀期间，取得了从视觉上缩短纵深距离，创造性地突出了主体建筑大红台挺秀高拔的效果。从远处眺望，整个寺庙与远山、近水、园林风景浑然一体，使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更令人称奇的是，在散落着40多座建筑的中间的弯曲小路上--一块2立方米的木化石缝中，生长出一棵姿态苍劲的小老树--五角枫。给游人以松弛精神的艺术享受，据有人考证，此树与庙同龄，乾隆帝曾花了五百两银子将它培植起来，是普陀宗乘之庙一绝。

　　普陀宗乘之庙是匠师们在认真学习藏族传统建筑以后，融会贯通，抓住了藏族建筑的实质，使得此庙模仿得很成功，它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与学习，故得到“小布达拉宫”的誉称，是当之无愧的。首先，在形上去着意模仿，运用形式美的规律，既从大局着眼，也从细部着手。其次在学习运用中，匠师们很懂得取舍，所取用的，是最具特征的、关键的、能影响全部的部分和细节；对那些虽有特点，甚至是有很大特点，但舍去它并不会影响大局的，则大胆舍去，毫不足惜。再次，即使是准备取用的，也不能是照抄或搬过来用，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经过一番改造以后才使用。所以仿建问题处理的非常好，达到了“神似”的效果。所用的手法是高超的，从而得到良好的效果。这正是我们学习传统，学习外来文化等问题时，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有益经验。

　　普陀宗乘之庙的艺术价值

　　依据地势的高低、砖石琉璃等原材料的适用特点，以及拉萨布达拉宫的造型而重新设计建造的普陀宗乘之庙，是一座崭新的、有着西藏建筑艺术韵味的皇家庙宇，它巧妙地将藏式的建筑形象熔铸为一种新型佛教建筑艺术容体，尤其在汉藏建筑手法的契合上匠心独运、妙笔生花般地创造出和谐统一、独具一格的皇家建筑艺术形象。

　　整座寺庙是集藏、汉建筑艺术之大成的典范。特点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在建筑材料上，均以砖石为主。碉房、台殿外涂白灰、红灰，上部覆以黄琉璃瓦，在红、白色的墙面上加磨砖窗框的梯形窗制成盲窗，上边黑色。上部的女儿墙涂红色，上覆黄琉璃瓦，取得了与嵌边麻、巴喀草的藏式蜈蚣墙一样的效果。二是从形体、比例、色彩等方面入手，不追求尺度的相同，而突出其神韵和气势，体形变化丰富，选用红、白、黄色，突出藏式建筑特色和黄教寺庙的特点。三是普陀宗乘之庙抓住西藏布达拉宫的主要内容，原则上有取有舍，仿中有创。如此庙主要仿西藏布达拉宫“城”和山顶两部分，后山湖区就全部舍去。而在前半部，即在西藏布达拉宫的“雪”的位置，为弥补自然地形的不足，修建了40多座参差不齐、形态各异的藏式平顶碉房的红台、白台、喇嘛塔等建筑和单体建筑，并把繁茂的青松点缀其间，取得了从视觉上缩短纵深距离，创造性地突出了主体建筑大红台挺拔高大的效果。从远处眺望，整个寺庙与远山、近水、园林风景浑然一体，使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

　　普陀宗乘之庙内汉藏布局形式的交界点是一座“三间四柱七楼”式的琉璃牌坊，其图案全部采用浮雕手法表现，这些精美的纹饰不仅起到装饰牌坊的作用，同时又寓含着丰富的宗教内容。从整体上看，这座牌坊全部使用等级高贵的黄绿釉琉璃，其下部设雕刻有精美莲瓣的石质须弥座，上部为丹坒，在开三道拱门上部镌刻遒劲有力的纹饰，象征着江山永固的海水江崖图案，造型生动；牌坊的边柱及大小额坊上，也雕刻多种花卉纹饰，这些图案是把自然界的各种花卉巧妙地结合于一体，为一种想象性、综合性的花卉图案，在佛教中含有“普渡众生”的意义；此外次楼匾上的两条巨龙，左右对称，追戏着一颗滚动闪光宝珠的“二龙戏珠”图案，寓示着吉祥，富有传统的民族特色，雕刻技术精湛，造型优美，栩栩如生。琉璃牌坊不仅以其外形和丰富的含义引人注目，而且在寺庙的整体布局上，与它周围的建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建筑空间，加以黄绿瓦相间的绚丽色彩与含有庄严幸福之意的主体建筑大红台形成的强烈对比，使得琉璃牌坊益发高贵华丽，同时也衬托出大红台的雄伟与庄严，从而把整座寺庙烘托的更加宏伟壮观和极富层次。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沧桑，昔日在皇家寺庙中象征权利与等级的琉璃牌坊，而今以它精湛的制作工艺和丰富的宗教教义，成为广大游人喜爱的建筑艺术珍品，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建筑艺术的高超水平。

　　为了显示清王朝对喇嘛教的尊崇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寺庙的主体建筑均采用鎏金铜瓦或琉璃瓦。大红台顶部中央，是覆盖鎏金铜瓦、重檐攒尖顶的“万法归一”殿、重檐八角鎏金铜瓦顶的“权衡三界”、重檐六角鎏金铜瓦顶的“慈航普渡”，这些金灿灿的屋顶与红白相间的台壁交相辉映，坚实壮观的红墙白台与造型优美的殿阁楼亭浑然一体，使普陀宗乘之庙具有强烈的宗教感染力。

　　总括来看，建筑布局依山就势，突出主体建筑，散布在红台周围的各式碉房、台塔等则没有明显的中轴线，而采用藏族建筑平面布局的传统手法，自由散置在山脚，突出了大红台的气势，使人感受到浓厚的西藏布达拉宫的气势和神韵。大红台的殿宇，以西藏布达拉宫上的达赖灵塔殿的规制，做工精细，式样豪华。艺术价值无与伦比。

　　普陀宗乘之庙的历史价值

　　康乾时期，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乾隆发扬了利用藏传佛教团结蒙古、藏民族的政策。“兴黄教，即以安诸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他大兴土木修建喇嘛庙宇，“因其教、不易其俗”，利用藏传佛教以顺应少数民族，尤其是他们中上层人物的信仰，从而密切他们同清政府的联系。普陀宗乘之庙的建立，正是清王朝尊崇藏传佛教、结好西藏政教领袖的集中体现，这座寺庙也成为清王朝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重要活动场所。

　　庙内的碑亭里，竖立了三通巨碑，碑文由乾隆皇帝用满、藏、汉、蒙四种文字亲笔撰写，显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其中的《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记述建寺的缘由。另两块石碑是乾隆皇帝亲笔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是为纪念土尔扈特蒙古人民摆脱沙俄的奴役，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英雄业绩，同时也成为纪念蒙古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丰碑。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朝末年因不堪忍受准噶尔的欺凌迁移到伏尔加河游牧，当时的伏尔加河本是一块无主之地，18世纪后，随着沙俄势力一步步扩张，游牧于那里的土尔扈特人民便成为他们侵略的对象，沙俄政府在对土部人民进行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同时，又“无所忌惮地施以洗礼”，强迫信奉喇嘛教的土尔扈特蒙古人民改信东正教。沙俄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土部人民的强烈反抗。早在康熙时期，清政府曾派使团不远万里探望土部人民，送去了祖国对他们的怀念和尊崇喇嘛教的政策，而后土尔扈特部也多次派使臣与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去西藏瞻礼拜佛，表达了土部人民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汗以“俄罗斯不兴黄教，愿依大皇帝兴黄教之地，以安部众”，于1771年1月17日“率全部数万人，历半年余，行万有数千里”，冲破了沙俄重重阻截，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举部回归祖国，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民族统一的悲壮史诗。同年九月，渥巴锡一行来承德朝觐，恰逢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乾隆皇帝在万法归一殿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法会，由章嘉国师和漠北大活佛扎雅班弟达讲经诵法。这两座石碑落成至今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族人民在新疆安居乐业，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此可见，普陀宗乘之庙集乾隆时期文化艺术之大成，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文化多方面成就的百科全书，这里的宗教文化以藏传佛教为主体，这种宗教文化艺术的融合与发展达到了顶峰，它是实用与美观，宗教与政治的统一，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多方面的优秀成果，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遗产的丰富宝藏。集萃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诸多门类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其中的匾额、楹联、碑刻作为寺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当时宫廷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这里藏有的上千件珍贵文物，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多方面的优秀成果。

　　普陀宗乘之庙被誉为“小布达拉宫”，以其独特的风姿和神奇壮观的藏族艺术风格而驰名中外，是一组美妙绝伦的宗教建筑艺术杰作，在建筑和园林艺术史上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与艺术成就，是我国清代各族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显示了“康乾盛世”民族团结的伟大胜利和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时至今日仍有不可取代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是我国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体现了清前期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辉煌成就，体现了我国多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汇。作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现存的建筑、文物、碑刻等都是我们研究清史、民族史、宗教史、古建筑、园林、佛教艺术珍贵价值的实物资料，也为我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题材。对其加以进一步研究、探讨，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晖 顾雪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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