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能拯救胡同吗？

　　一群来自纽约、北京、成都的全球一线建筑设计师各出奇谋，希望通过设计来解决保留还是拆迁胡同院落的难题，并将其变成一场艺术。

　　前门，又称正阳门，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明清以来，前门大街东侧的鲜鱼口与西侧的大栅栏是老北京商贾云集之地。这里主要居住了全国各地来京谋生者，会馆、寺庙遍布。鲜鱼口大街往东，从草厂头条到十条，因古河道的走势而形成鱼骨状排列的院落群，是北京惟一留存的南北向胡同群。

　　一群来自纽约、北京、成都的全球一线建筑设计师出现，他们抱着梁思成般的热情，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方案来保留这些文物以及胡同院落的原貌，并以展览的形式把前门东的规划变成一场艺术。在前门东地块开发商北京天街集团的协助下，建筑师们各出奇谋。

　　胡同拆不拆，到现在已经是一个重为鲜鱼还是任其腐烂的问题。

　　配合开发商清拆北京旧城胡同面临诸多指责。著名建筑设计师、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刘家琨在接到这个展览邀请时，去询问了很多人的意见，包括一些权威人士。刘家琨得到的第一反应都比较激烈：“是不是要拆？”“不是要拆，至少我不会干这种事。”“那是不是要造假古董？”权威人士也警告刘家琨：“你们没任何权力在这个地方做任何事情。”还希望刘家琨能代表建筑设计师带头退出这次活动。

　　刘家琨从成都来到北京，到前门东地区一看，“很惊讶，竟然有这么一个烂摊子摆了十几年。产权不清、盲目腾退居民、拆迁情况混乱、保护资金短缺。几乎是任其衰败。”刘家琨知道，没有人敢一下子把这片房子全拆了，这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十多年来，这片区域的很多周边地区被一个个的房地产项目逐年蚕食，这让刘家琨觉得“很可怕”。

　　“重为鲜鱼还是任其腐烂。要是我们不做，那可能不会有人来做，所以不能回避。”刘家琨决定挺身而出。

　　拆还是不拆，这是一个问题。

　　不久前，马岩松的儿子在学校有一个辩论赛，题目是：四合院该不该拆。小马分到了正方：应该保护四合院。老马对小马说：“你们肯定赢啊，因为政治正确。如果支持拆，不是找骂吗？”老马没想到小马输了，因为他们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房子的功能性、技术性和安全性上。小马说：“大杂院很多人混住，安全没有保障。”“保护越多越好”，这是刘家琨给自己定下的一个基本逻辑，“这是北京仅存的几块保护区，全中国也就这么几块了。卖了这么多地，盖了这么多房子，保护这么一片几十公顷的地方，钱不是问题。”

　　连环计，拆哪不拆哪？

　　刘家琨带来了他的连环计。第一计，壮士断背。牺牲地块周边，沿地块周边做高强度开发。第二计，借力打力。把周边地块的收益做政策性的绑定，按比例投入旧城的保护。刘家琨说：“这样做也可以形成明显的新城与旧城的边界，在边界里面，再想做蚕食，就会显得很明显。” 第三计，亡羊补牢。尽力解决原住民的矛盾，给以最高赔付，以及周边最低价格买房优惠。第四计，起死回生。靠北和靠东边沿地带做高密度住宅，把人重新吸引回来。马岩松的设计里也有类似的解决方案，他在几片大区域上设计了几个高层，并以北京另一标志性建筑北海白塔的外观存在。“这个地方，地价（每平方米）在十几万以上，我们怎么住进去？如果房价变成（每平方米）三四万的话，跟三、四环差不多，很多人就会住进来，这里就会有真正的生活。没有生活，什么商业、旅游都是虚假的。”

　　刘家琨说：“很多居民没有搬走，就是因为赔付价钱没有谈拢，很多事情是赤裸裸的，面对赤裸裸的问题，不正面相对，这事就干不了。所以我就地找钱，推动保护。这个地方很紧急，如果不赶紧做，几乎就会马上拆完。” 对保护下来的旧城，刘家琨的设想是：没主的房子可以做些文章，“空置的宾馆可以改成博物馆，供销社可以做成社区中心，垃圾站可以做成篮球场。没拆的不要拆，拆掉了的按测绘图纸原样修复。”刘家琨希望最大限度地“把仅存的一点四合院的片区保留下来”。

　　对此，马岩松也同意：“还没有拆的，先保留，让它自己慢慢更新，也许有一天产权就私有了。”他叙述自己的设计方案：“这个地区有很多大树，我想保留这些树。这里还有一个大楼，我想把这个大楼拆了，建成一个空地广场，很多人可以在这里一起看天。”

　　生活功能PK旧城保护，地下空间之辩。

　　拆迁是一部血泪史，也是社会公权力与百姓私权力的一部讨价还价史。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描述着十多年来的中国拆迁史：“我们把中国城市里老百姓的权力收归公有，以推光铲平的方式全部拆迁，再重新分配。这是我们按照西方标准把中国城市格式化。公共和个体关系很难调和。如果我们把实际权力归还到每个居民手里，城市公权力就不能把他们的房子格式化。”

　　在这样的理念下，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提出“民有化”的概念，“就是把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与院落）形成一个整体”，从原来的保存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转向文化整体保护。“（如果）我们按照图片把这些建筑重新建构起来，它只能是一个布景，而不能真正涵盖文化的内容。比如说公产权房子，大家都不想承担房子的维护费用，只要把权力给他，他一定会有积极性。”

　　“都市实践”合伙人孟岩感慨，北京是一个很矛盾的城市，“一方面又要保护传统的肌理和风貌，一方面又不断盖起大型建筑。永远在一种纠结中博弈。”他希望，“政府、开发商、建筑师一起坐下来研究一个游戏规则，无论谁进来，也得按规则来。”

　　除了拆迁费用，公权与私权最大的一个矛盾是，城市功能的现代化与旧建筑的不兼容，也就是说，留下来的居民得不到现代化的城市配套设施。

　　与原住民热切的拆迁盼望相反，刘家琨是极端的旧城保护倾向，他的原则是“确保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优先于可变通的实用功能”。

　　对此，朱小地的方案是开发地下空间。“先期开发这些地区的地下二层。把市政的水、电、暖引入地下二层，然后往上输送。所以我不仅仅希望地面建筑留给原住民，也希望地下一层也给原住民。因为现在地面的条件是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一旦完成这样的改造，这里的生活质量会完全跟城市一样。” 然而，这样的设想引来众多的反对声音。

　　孟岩说：“小院子也能住。有很多人认为小院子不能住，要合并，要挖地下室。挖地下室可以，但我反对挖太多的地下室。我们不想住在地下，不想住在窑洞里。”

　　原住民代表高亢地叫喊：“我坦率地跟朱先生说，您设计的地下方案，根本不可能。前门附近的地下有很多人防工程。”而这位原住民最生气的是，居民住在这样一个旧城保护区里，就成为了“动物园里的动物”，被游客观摩。

　　刘家琨认为，如果能保护下旧城，并不反对有点旅游化，“但这么一小块了，旅游化就旅游化，也没有什么问题。”

　　激烈而没有结果的争论在一片热血沸腾中结束。

　　争论不止，旧城已经不存在了。

　　“有方”合伙人史建在接到展览邀请以后，做了一番深入而学术的研究。他挨家挨户地把前门东地区31条胡同600余院落拍下影视资料，并把当下现状与1750年的史料叠加，试图探讨院落肌理的演进规律。

　　“我看到大量的老城区，比如前门东区，胡同肌理和建筑风貌保护得很完整，但感觉已经不是旧的城区了。院落肌理在近代被无序地扩张，5个院子变成1个院子，8个院子变成1个院子，这是最大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被K/R事务所合伙人Terence Riley提出来，他以威尼斯的旧城保留为失败案例，批评当地“只保存物质空间，缺少生活”。

　　马岩松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一个城市的保护，我们要保护的是什么？

　　“以前要拆老房子，现在要保护老房子，拆了老房子又盖了一个假的老房子，把它变成商业，变成便签，让别人参观。我们把这个城市保护下来干什么？现在有一千多万人每天在北京城区上下班，如果我还住在二环内这样的小院子里，我住得很不踏实，总觉得墙外有很多人在看着我。”马岩松说：“我当然希望老北京能重现在我眼前，但现实是，老北京被拆了。”

　　文/邝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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