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中的现代传媒符码

　　摘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而《长河》却写到外面世界的变动让湘西人民变得惶恐和不安。全文充斥着《申报》、《大公报》等各种报刊字和频繁出现的“新生活”一词，可见小说中的湘西社会已经逐渐地被外面的新闻资讯所影响。

　　关键词：现代性；断裂；《申报》；“新生活”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为我们营造的一个不受现代文明影响的世外桃源。但是这样一个具有审美性的文学想象世界在现代化强大的冲击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在《边城》的结尾作为小城标志的白塔的坍塌就隐约暗示出田园牧歌神话的结束，而在《长河》中这种寓意就更加明晰了，小说中写到了外部的变动对湘西人民生活的影响。

　　《长河》可以看作是《边城》的姊妹篇，但它是对湘西风情、人物的一曲挽歌。沈从文湘西系列作品主要是对和谐的自然美、淳朴的人性美、独特的风俗美的赞美和讴歌。而写于1938年的《长河》区别于其他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对于现代文明对古老的乡村世界的侵染和冲击的叙述，沈从文曾说过：以他所熟悉的事情和人物为基础，写写当地人民生活中的‘常’与‘变’“。”常“即他作品中永恒的主题，而”变“就是小说中的现代传媒符码和政治词汇的出现。在《长河》中出现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字样，以《申报》为代表，还有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新生活“一词，可见小说中的湘西社会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面的新闻资讯所影响并且受到一种外在的强大的力量的支配，这就是”现代“。

　　吉登斯认为，断裂就是”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方面，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断裂“性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一个时代的结束到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不仅表现在急迫地抛弃过去，追求变迁的速度大等社会变革方面，而且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新状态。这些断裂对于人们的已经形成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思想意识，一直处在现代性变迁的前列，中国的启蒙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开始，到采取激进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革命文学“，为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过程中，文学承担着变革先驱者的角色，它反映了面对的社会激烈变动，人们出现的精神危机和对于现代性后果的焦虑。

　　这种困惑在三四十年代的乡土作家的笔下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乡土派的文学与传统价值体系密切相关，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在价值判断上出现了新与旧明显的分野，现代性的思想观念纳入了革新、进步、未来范畴的事物，而落后保守的传统思想必然会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矛盾，深刻影响了乡土作家的审美立场，他们对乡村社会表现出的”传统-现代“兼容的审美趋向持一种悖论性的双重态度。 在《长河》中，”现代性“对于湘西人民来说，具体到事物上是大量”奢侈品“进入这个乡村社会，文中提到的有广东的荔枝，南京杭州缎子宁绸，山西汾酒，上好贵重的香烟等等。除了这些非本土化的事物外，《长河》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频繁出现了报刊的字样，文中提到的有《创造》、《解放》、《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也还有一些涉及到省报、沅陵县报等地方性报纸。这些作为大众传媒符码的报刊对于我们理解《长河》中体现出的传统与现代”断裂“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报刊中，《申报》一共出现了16次，是当地最为流行的报刊。依据小说中人物的身份，《申报》的读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当地的行政人员和士绅，代表人物是滕长顺，他们通过报纸了解外面的世界，又把阅读报刊当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第二种是当地普通民众，如老水手，小说中写到他是”老《申报》间接读者，用耳朵从会长一类人口中读消息“，这说明同样都是《申报》的读者，但第一类可以看作是直接读者，第二类看作是间接读者，老水手一类的读者其实是从会长一类读者那里获取消息的。这说明了《申报》对于当地人民的重要影响，连普通民众都是《申报》的忠实读者，已经成为当地民众关注外界的重要媒介。

　　与具有现代性意象的《申报》相对应，湘西世界还有另外一个传统的公共舆论空间，而且同样作为传播消息的渠道，这种传统的舆论空间在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是当地人民的口耳相传消息。同样，这一渠道的领军人物甚至是”权威“的人物就是老水手。他可以说是传统传媒符码的代表，他自己就可以看做是一个消息的集散地。文中多处写到老水手消息的灵通和对消息的散播，如在《秋》中，老水手听到两个乡下的赶路人和一个妇人的谈话后，打算

　　“把这个重要消息报告给这个一村中头目知道，好事先准备一番，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弄得个手忙脚乱。”

　　“他又想先到镇上去看看，或者还有些新消息，可从吃水上饭的人方面得到。”

　　老水手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他一边坐守祠堂，一边在祠堂前的树下摆摊子，顺便听闻各方消息。这种消息传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统小道消息散布的大众舆论空间，一种是以《申报》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符码，看似对立的两种传媒符码，却又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申报》正是在这种传统口耳相传的具体语境中登场。湘西底层民众关注外面世界是通过民间口头相传的一些小道消息，而这些消息其实是以谣言为主，不足以让人信服，当这些小道消息传到那些关心国家大事的当地士绅阶层耳里时，他们为了了解到的更真实可靠的消息时，就通过阅读代表现代传媒符码的《申报》获取有关外部世界的重要新闻。比如小说写到商会会长：

　　“会长原是个老《申报》读者，二十年来天下大事，都是从老《申报》知道的。”

　　当有人和他说“上面恐怕又要打仗了”，他不仅不相信还有点不服，因为他有更权威、更准确的消息来源：

　　“世界大战要民国三十年发生，现在才二十五年，早得很！天津《大公报》上就说起过！”

　　对于乡民的小道消息，会长一直是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他在看报，《申报》上没有提起的事情，就缺乏可信度。

　　通过人物的言行，不难发现，以《申报》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符码，为湘西人带来一种具有真实性的话语空间，这是不同于传统口头传闻的传媒符码，它使湘西人得以了解到“真实”的天下大事。而且，在这种现代性媒介的影响下，湘西民众越来越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

　　在《长河》的叙事中，无论是乡间口头相传的舆论还是现代传媒带来的权威话语，都说明了湘西民众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而且不同的传播方式塑造了民众不同的想象方式，因为不同的舆论空间对外部消息的改造和变形不同，同样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在《长河》中还有一个出现了五十多次的词，就是“新生活”。两种不同的传播媒介在当地的表现主要集中于民众对于“新生活”的讨论。对“新生活”运动传播的途径：一是民间传闻和道听途说这种传统方式，二是通过读《申报》所获得的信息。

　　在《秋》中，老水手听几个过路的乡下人谈论“新生活”运动，当地民众表现出的是如大难临头般的忧虑和恐慌。而那些《申报》的读者们，面对“新生活”运动却显得非常从容，尤其是商会商会，他所有的推测都是依据《申报》上的意见。

　　而商会会长之所以会作出如此肯定的判断实际上是由于现代传媒所具有的权威性。在小说中以《申报》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报刊上报道的新闻在当地被视为真理。报刊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主导了传统的口头相传。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是湘西这样偏远保守的地区，在现代性传媒符码介入之后对当地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中对于吕家坪人来说，虽然他们不懂“新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但是通过民众对“新生活”运动反映，可以看出在当地人看来，这无异于是一场灾难。外面世界的变动会影响和波及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外部变动必然会引起湘西人民的惶恐和慌乱，并且这些年来，当地的民众不仅要面对这样的社会，而且时刻被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威胁着。因此，即使湘西人民还生活在他们故有的土地上，但外面世界的变动必然会打破他们的宁静。《长河》中描述的湘西世界不再是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已经逐渐开始和外面的天地发生着某种联系。换句话说，就是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湘西的人民知道了外面的新闻资讯，并且对它产生信任，形成依赖。在《长河》中，以《申报》为代表的现代性传媒符码价值根基在于它具有的普遍意义，它不仅在上海等这样的大城市中拥有大量的读者，而且在湘西这种偏远山区也产生了重要意义，消解了与传统相关的话语权的建构，这足以能说明现代性变迁范围之广。现代性的意义对于主体而言在于它精神品格的反思性，而对于客体而言是其历史存在方式的“断裂性”。作为乡土作家，一方面，沈从文始终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审美态度，对现代性产生的历史变革表示质疑，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精神家园的丧失进行了反思，他一直迷恋于历史的传统性；另一方面，在小说中他又把各种报刊作为表达先进思想的武器，直接表现了现代性对于人民的重要意义和对大众对于现代性的渴求，加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的鸿沟。

　　通过《长河》，我们不难发现当传统与现代发生激烈碰撞时，沈从文却与现代性不谋而合，通过报刊这种大众传媒的媒介让湘西人民走出他们传统的生活世界，开始接触和了解外面的社会，并且对于外面的变动格外关心。而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这点也是《长河》与他其他作品如《边城》这类纯牧歌式小说的最大不同。在《边城》中，沈从文塑造的是一个景美、情美、人更美的纯碎唯美的世外桃源。当地的人民自给自足，他们生活安逸、稳定，完全沉醉于自己的世界，很少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对于社会的变动无从知晓也毫不关心。而在《长河》中这种安定的生活已经被打扰，小说围绕着《申报》、《大公报》等各种报刊和“新生活”等新鲜词汇展开叙述。而民众的反映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现代”性的影响已经从社会上层波及到乡间底层。而且在面对这种“现代”大潮时，传统文化变得无能为力，逐渐丧失了其主导性地位。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黄平校.《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P4.

　　②沈从文著，《沈从文选集》（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P448.

　　③同上

　　④沈从文著，《沈从文选集》（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P482.

　　⑤沈从文著，《沈从文选集》（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P484.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黄平校.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

　　[2]沈从文著，《沈从文选集》（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3]国家玮，《现代性：对抗与共谋--沈从文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岳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