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艳苍凉 花落人亡

　　--从女性主义角度浅析《献给埃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摘要：《献给埃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自从问世以来，一直是福克纳广为人知的短篇小说之一，常常被收录在高校英美文学教材中。它宛如文学大观园中的一朵玫瑰，吸引众多文学评论家和读者掩卷沉思。本文将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分析埃米丽的悲剧以及其所代表的“南方淑女”形象，诠释美国南方女性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的挣扎与无助，最终走向异化和扭曲的可悲人生，从中也可以体会到福克纳对于南方的特殊情感。

　　关键词：福克纳；女性主义；父权制；他者

　　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被评论家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正如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所言，（福克纳）“使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成为最边远的南方的寓言和传奇，活在人们的心中。”[1]而谈到他的南方情结，便不得不提他笔下传统的南方女性，她们身上有着南方传统思想的烙印。无论是长篇《喧哗与骚动》中自我堕落的凯蒂，《圣殿》中放纵的坦博尔，《八月之光》中受清教毒害的朱安娜，还是短篇中身心压抑、人性扭曲的埃米丽，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女性大多在构建自我的过程中最终失败，走向毁灭。[2]本文以《献给埃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为例，以女性主义角度进行分析，从传统与宗教的双重压迫、女性的自我禁锢与男权价值观的内化、女性自我建构与救赎三个层面对埃米丽的悲剧人生进行反思与探索，体会福克纳对于南方女性的看法与希冀。

　　一、梦魇--清教传统与南方妇道观的双重压迫

　　要了解南方女性形象，就不得不提到南方的清教传统。基督教文化完全视女性为男性的从属物，是用男性（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的，因此女性必须完全服从男性的言论和要求。而美国南方则把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要“比清教徒的英格兰更为清教化”，“基督教的教义已被融合到家庭习俗之中”。[3]这一思想造就了大批的封建专制家长，他们专制残酷，是犹太教父权制完美的代言人。在家庭利益的对偶排列句法中，父亲被赋予了对他的子女的一切权力和力量。埃米丽的父亲格里尔森先生是福克纳笔下典型的封建家长。虽然他已经死去，但他的权威依然梦魇般禁锢着埃米丽，“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埃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岔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着埃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她们俩的身影。”[4]格里尔森先生的“马鞭”象征了权威，束缚着埃米丽，阻挡着他眼中不符合其家族身份的追求者，同时也剥夺了埃米丽追求爱情和作为女性寻找自我价值的权利。

　　南方的清教主义又与贞操崇拜交织在一起对南方女性进行双重的压迫。阿拿巴马州某社团的例行祝酒辞将这一思想表达的淋漓尽致：“南方土地上可爱的妇女……像这晶莹的冰块一样冷峻，让我们举杯，为保护她们的贞洁和清白，我们发誓愿献出我们的心和生命。”[3]讽刺的是，他们要保护不是南方女性作为人该享有的权利，而是她们的贞操。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像冰块一样没有思想，“以便她能用十倍的光闪亮，增加他的光亮的威力。”[5]她不仅是相对于男人的第二性，而且对于男性，女性的存在不具备价值。埃米丽就是这样一个影子般的存在，她是“一个纪念碑”，“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4] 对于镇上的人来说，埃米丽已被完全的物化了。即使她爱上了荷默o伯隆，镇上的人依旧横加干涉，破坏了她唯一的希望，先是背后议论，后来请浸礼教的牧师上门游说，最后写信请来了埃米丽顽固僵化的两个堂姐。在镇上的人眼中，在格里尔森家族成员眼中，她是物化了的南方贵族传统，被剥夺了女性应有的权利和愉悦，是被别人所描绘的行尸走肉一般没有主体的“他者”（the Other)。[6]即使在这种压迫下，南方女性依旧保存着强烈的生存意识，而这种生存意识促使她们不断寻找自己认为可行的生存方式和反叛途径。

　　二、枷锁--女性的自我禁锢与男权价值观的内化

　　在父权制社会中，为了生存下去，南方女性只得按照男性的构建，成为“家里的天使”，压抑自己所为女性的正常诉求。严格按照“造就大家闺秀”（lady-making)[7]这一原则培养出的南方女性，忍耐顺从，父权制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已经毒害了她们的灵魂，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为她们自己的行为准则，成为南方女性的自我禁锢。即使现实如何变化，她们在自己的“牢笼”里走不出去。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她们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死了也还死在屏风上”。[8]福克纳笔下这样的女性不在少数，较为典型的是《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夫人和《献给埃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埃米丽。以后者为例，埃米丽不仅被父亲剥夺了青春和婚姻的权利，而且这种“大家闺秀”的思想也深深刻在她的灵魂中，使她备受煎熬。对于埃米丽来说，好像外部的世界不能影响她一丝一毫，尽管南方战败后人们的思想已经慢慢有所变化，她的灵魂仍旧停留在旧南方的道德与价值传统里。埃米丽的家具仍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风格，她给镇长的回信“写在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书法流利，字迹极小”，[4]这些都显示了她作为南方淑女的高贵品味。甚至当镇上的人都认为她和伯隆相恋走向“堕落”的时候，她依旧“把头抬的高高”“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森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4]其实，她的高傲只是她的心理防御，这是她这么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保护自己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的唯一手段。

　　这样的内心注定使得埃米丽在追求自己幸福和维护家族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备受折磨，她剪短了头发，想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却又无法忍受自己的“堕落”。一方面受到外部传统父权制社会的压迫，一方面承受来自内心的自我谴责和自我禁锢。在两种价值观的撕扯之下，再加之伯隆的不忠，最终使得埃米丽从顺从走向了自我异化和自我毁灭。

　　三、蜕变--女性自我建构与救赎

　　埃米丽在外界压迫下自我禁锢，无法摆脱影子式人物的悲惨命运，但她从未放弃对正常生活的渴望，瘦小的身躯仍蕴藏着斗志和坚韧的力量。她在父亲去世后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虽然对方是一个拿日工资的北方佬，她依然认真地布置婚房，“每件上面刻着‘荷’‘伯’”。但是她的爱情最终遭到了伯隆的抛弃，伯隆“无意于成家”。绝望的埃米丽选择了毒死伯隆，用这种可怕的方式满足了自己的欲望。

　　在南方女性的自我建构过程中，父权制社会和所谓的南方淑女传统禁锢着女性，使其沦为“他者”。“女性不会自觉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而是男性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6]顺从忍耐多是南方淑女的代言词，如同患上失语症一般，但那只是被父权制社会残酷剥夺女性权利后的美丽假象。当父权制破坏了女性能够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她们只能反叛，虽然有些反抗缺乏合理性和自控力，使得她们不仅成为受害人，同时也是施害人。埃米丽就是这样一位可怜而又可敬的美国南方女性，用她的激进的近乎病态的行为同父权制社会抗争，乖戾扭曲却又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正如福克纳所言，“这儿有一个遭遇悲惨的女人，她的悲剧是无法改变的，任何人也无能为力，我可怜她，这是向她表示敬意。就像你在这种情况下要向人作出某种姿势，行个礼什么的一样。对一个男人，你会敬他一杯酒，而对一个女人，你则会献上一朵玫瑰。”[9]

　　结语：《献给埃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刻画了一位在宗教传统和父权主义摧残下最终走下自我毁灭的南方女性。福克纳虽深爱着那“邮票般大小的土地”，却仍深刻地揭露南方妇道观的陋习。他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南方女性摆脱历史窠臼的希冀，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有着全人类的普适性。再次阖上书页，脑海中浮现的不过是最温凉的南方女子，外柔内刚。难以割舍掉玫瑰色的窗帘，那可能是她浪漫情怀的唯一寄托与宣泄。失掉土壤的南方玫瑰，等待她的只有枯萎凋零，埃米丽不过是南方旧道德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1]李文俊.福克纳评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2]林晶晶.在文本中徘徊的“他者”[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3]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4]杨岂深，杨自伍.英美名篇选：杨岂深、杨自伍译文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5]露西·伊利格瑞，著.屈雅君，赵文，李欣，霍炬，译.他者女人的窥镜[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6]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 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7]李常磊、王秀梅.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威廉福克纳创作艺术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8]张爱玲.张爱玲全集01：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9]崔丹.后殖民主义视阈下的女性主义诗学观--聚焦《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女性形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01期.

　　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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