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董仲舒的经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
关键字:董仲舒,天人合一,三纲五常
发布时间:2015-01-08 12:19

　　摘要：西汉初年盛行黄老思想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需要大一统思想来巩固统治。董仲舒作为西汉的经学大师提出了“天人合一”、“大一统”等政治思想，为西汉确立了官方意识形态，确立了西汉思想上的大一统，也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地位。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合一；三纲五常

　　一西汉初年的历史背景

　　西汉初年，由于刚刚经历了秦末的战乱，社会秩序很不稳定，统治者采用了“黄老思想”来治理国家，实行“无为而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经济水平，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但与此同时，地方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汉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使中央政府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确定国家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成为了后继君主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黄老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维护庞大帝国的统治，国家需要有一套完备的上层建筑理论体系作为统治的依据，于是武帝下令群臣选贤举能，景帝时的博士董仲舒上书“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博得武帝的赏识。

　　二董仲舒与《春秋》经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董仲舒曾是汉景帝时的博士，学识渊博。《史记·儒林列传》也记载：“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2]在当时董仲舒是闻名于世的经学大师，他大力推崇儒家经典，认为“《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3]并要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也正是因为董仲舒的建议，使得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奉《六经》经典。由此《六经》成为了统治者制定国家政策法规的主要依据，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六经之中，董仲舒对《春秋》经最为精通，把《春秋》看作是孔子“应天作新王之事”、“探正天端”、“以俟后圣”的改制之作。他用微言大义的方法来解读《春秋》经，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时采用“笔”、“削”两种写作手法，表现了孔子对于某一事件或人物不同的态度，如“楚庄王杀夏徵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5]他认为《春秋》经中记载的事情有些已经很遥远了，对于这些事情中体现的道理要让它清清楚楚，如“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6]但董仲舒并不是只停留在解释经典的层次上，他是要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以此确立一家之言。

　　三董仲舒的经学理论

　　（一）“天人合一”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中国早先“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尚书》、《礼记》中都有相应的记载。《尚书·汤誓》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7]“夏氏有罪，育畏上帝，不敢不正”。[8]《礼记·表记》里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9]天对人们的行为活动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君主的权利是由上天授予的，君主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德行，做到“敬天保民”。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思想，他把“天”看作是最高的概念，认为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天者，百神之君也”[10]“群物之祖也”[11]“万物非天不生”。[12]而天的意志表现为：阴阳、五行、四时、人、君臣父子、天人感应六个方面，前三者阐述了自然界中物质的密切联系与相互转化，后三者论述了人类社会逐级递增的关系：人是由天创造的，天有天地，人有伦理；夫妻、父子、君臣的关系也是由天决定的，“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13]由此得来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君主拥有上天赋予的无上权利，董仲舒说：“人之得天得众者，莫如受命之天子。”[14]“海内之心，悬于天子。”[15]“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16]但天子的权威也不是无限膨胀的，天对君主的行为做出了约束，“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17]因此，人君就要“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18]。董仲舒认为天是和人一样有意志、有感情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19]人如果违反了天意就会受到惩罚。他运用“天人感应”的观点来神化天的权威以此抬高君主的地位，达到巩固大一统的作用；同时，这个“天”也对约束君主的权利起到很大作用。

　　（二）“大一统”思想

　　《春秋公羊传》第一次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在其开篇就有：“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1]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是以天为前提，王一统天下为目的的，他的大一统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权与思想两个方面。

　　首先，政权的大一统是国家维护统治秩序的根本前提，天子拥有至高的权利，天子是顺应天命来统治国家的，是“举国之本”、“臣民之纲”。

　　其次，思想上的大一统是确立儒家思想的一统。《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22]董仲舒充分认识到了思想统一的重要性，它是国家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和保证，而以儒家经典作为思想“大一统”的理论依据，也体现了董仲舒思想的核心观点。

　　（三）“三统”、“三正”的思想

　　董仲舒认为历史有“三统”说，即黑统、白统、赤统，夏代是黑统，商代是白统，周代是赤统。“三统”循环交替，周而复始。“三正”说是夏代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代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汉代继承了周朝的道统，就应该沿用“三正”，以寅月为岁首。他认为新王朝的建立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23]但这并不是说改变了统治的“道”，而是新王改朝换代、尊奉道统的表现。他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异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24]“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25]董仲舒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新王要恪守“道”，要“奉天而法古”，若君主失去了“道”，他就会被新王所替代。因此，虽然朝代更替、新王继立，但“道”会延续下去，不会改变。

　　（四）“三纲五常”思想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直接来源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上下尊卑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标准。以“三纲”为基础，封建社会的其他社会关系都由此派生出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五常”作为君子修身必备的素质，成为社会道德方面的标准。根据“三纲五常”思想，整个社会被规定在一个具有严格等级秩序的范围中，为了使这一思想更具合理性，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思想的根源来自“天”，它是“天”意志的表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26]“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7]这样，确立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后，国家的统治秩序就会稳定许多，董仲舒也就达到了巩固中央集权制的目的。

　　综上所述，董仲舒的经学理论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前提，“大一统”思想为主要内容，“三统”、“三正”、“三纲五常”思想为表现形式的，他把“天”作为最高的权威，以此来提高君主的地位，使其神圣不可侵犯，确保君主的权利不受威胁，这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目的。

　　参考文献

　　[1][4][10][22]董仲舒传，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儒林列传，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20]玉杯第二，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6][23][24][25]楚庄王第一，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尚书·汤誓，王世舜、王翠叶译：尚书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礼记·表记，王文锦：礼记释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1]郊义第六十六，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13]顺命第七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15]奉本第三十四，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6]深察名号第三十五，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