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85年巴西的军人政权与民主

　　【摘要】在巴西漫长而曲折的民主化进程中，军人是巴西民主化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1964—1985年的军人政权在巴西进行了整整21年的独裁统治。军人政权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虽然延缓，阻碍了巴西的民主化进程，但它却是民主进程中巴西“历史的选择”，并为进一步深化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民主化巩固之后巴西民主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但是军队仍是影响巴西政治生活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巴西仍然有军人政权再次出现的隐忧。

　　【关键词】巴西；民主化；军人政权

　　巴西的民主制经历了三次民主化和两次回潮，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巴西军人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1964—1985年的军人政权在巴西整整实行了21年的独裁统治，军人政权的出现有着其特殊的原因，军人政权实行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巴西民主制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民主制度得到巩固后，军人政权是否还会出现，也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一、1964—1985年军人政权的出现及政治开放

　　巴西历来有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关于军人政权出现的原因，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1]根据巴西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军人政权的实际情况，本文将以四个变量判断军人政权出现的可能性：（1）军队的权力和干政意愿；（2）文人政府的意愿和能力；（3）经济和社会现状；（4）国际因素的影响。正是这几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特定时期军人政权的产生。根据以上的变量分析，巴西1964年军人政权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军队的意愿和能力：首先，巴西军人历来有干政的传统和意愿。军队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的竞争也使其各自想要掌握政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主张。[2]其次，新职业主义把政治技能与专业化技能统一起来，使军人更加关注国内政治和改革的情况，激发了其干预政治的意愿。第三，杜拉特总统于1949年8月20日建立巴西高等军事学院，它的任务是培养“文人和军事人员以履行行政和顾问功能”，军队武装力量增强，专业化水平提升了，增强了军

　　人政权对面临的危机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2、经济和社会的现状：西方学者关于1964年政变的原因研究的最多的是经济根源，他们一致认为经济的衰退是这次政变的原因。1930年之后的10年内巴西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但是，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等问题开始出现，迫使巴西政府推行能够消除通货膨胀的经济稳定政策。经济稳定政策导致工人工资的下降和国内消费者的反对，这使得民众主义政府难以赢得工人的支持。社会各个阶层也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改变经济困境有了需求，军人政府的上台恰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3、民主政府的意愿和能力：首先，巴西历来有军队干政的传统，导致了民主政府潜意识对军队的惧怕和依赖，“他们内心里为军队留有一席之地，仿佛一旦政府疲软失控，就急求军队的干涉和帮助来解决这个烂摊子”，民主政府反抗军人介入政治的意愿并不强烈。其次，民主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丧失了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信贷主等执政的政治基础而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当时民主政府本身能力疲软，使得其面对经济困难必须让位于军人政权。

　　4、国际因素的影响：1959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巴西传统的右翼势力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恐惧，统治阶级感到了共产主义对巴西的威胁，认为共产主义“就在巴西的门口”。右翼势力的保守派们希望用强力的统治机构来打击煽动民众主义的左翼，消除共产主义革命在巴西发生的可能性，于是求助于军人出面干预政治。军人政权统治时期，军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强化总统的权力；加大了控制公民言论的力度，大量的工会组织和政党活动被停止，民主制度受到了摧毁。在经济上，着力恢复经济增长，充分信任技术专家，制定了“国家一体化计划”、“中西部开发计划”等经济发展计划，巴西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

　　1978年之后，巴拿马、秘鲁、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文人政府纷纷出现，拉美的民主化步伐加快了。巴西民众纷纷要求建立民主体制。军人政府也逐渐认识到，长期实行高压统治不再可行，必须进行政治开放。巴西军政权开始逐渐“还政于民”，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再民主化”进程。1987年萨尔内文人政府建立，标志着巴西历史上长达21年的军人独裁统治的结束。1988年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结束了威权体制，使民主体制在巴西确立起来。从此以后，巴西的民主政治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二、对1964—1985年军人政权的评价

　　巴西军队在巴西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吴洪英认为：“军队的参政、干政使民主化进程更为曲折、复杂。”[4]本文认为，1964—1985年的巴西军人政权虽然延缓了民主化进程，但又为更高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巴西军人政权本身的特殊性和主动的“政治开放”减轻了后来巴西民主化进程的阻力与代价，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相对和平的方式。因而，军人政权控制政局成为了巴西“历史的选择”。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军人的干政是当时社会经济危机下军队的正确抉择。在民主化过于激烈时，政府当局不能有效驾驭时，军人出面利用专制统治来解决过激的民主化潮流。在危急时刻，这种做法虽然有悖自由、民主的时代潮流，但却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做出的必然和正确的选择，即“历史的选择”。

　　其次，军人政权统治下的经济发展为之后民主化的发展奠定基础。政治的民主化需要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政治上的民主化。在军政府统治的21年间，使巴西的经济实现了飞速增长。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巴西的民主转型和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民主化的整体过程来看，军人政权的掌政促进更加彻底的民主制的最终恢复。

　　第三，巴西军人政权的独特性保留了民主化的机制，减轻了之后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巴西的军人政权属于一种“威权主义体制”，在威权主义体制下，虽然存在着独裁和限制言论自由的因素，但是政府往往提供少量的政治参与的机会，这正是巴西军人政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的非制度化的威权政治体制以及形式上的民主化机制的保留，减轻了后来巴西的“再民主化”和第三次民主化进程中的难度和阻力，为巴西民主政治体制的重新建设提供了既有的框架和经验。

　　最后，军政府主动推行“政治开放”，为民主制的建立提供了相对和平的方式，减轻了民主实现的代价。1974年盖泽尔政府在民众的满意度和支持度较高的情况下主动推行“政治开放”，最终以相对和平方式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化。巴西的政治转型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解放”，而且军政府控制了转型的过程，避免了民主化造成的混乱和威权联盟的对民主化的抵制。军人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对促进恢复民主体制的目标进行努力，体现了巴西军人卓越的政治胸怀和智慧。

　　三、未来军人政权出现的隐忧与民主

　　1988年宪法颁布使得巴西走上了民主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可以高枕无忧。要想成功的取得民主恐怕要经历很多的磨难。[5]1985年后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发展表明，巴西的民主制度“远比人们想象得牢固的多”。但是，在未来巴西的政治发展中是否会再次建立军人政权，仍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前文设定了四个判断军人政权出现条件的变量，本文将结合巴西当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利用这四个变量分析未来军人政权在巴西出现的可能性与隐忧。

　　1、军队的意愿和能力：在民主化转型后，虽然文职人员掌握了权力，但是军人所具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仍然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军人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或退出权力舞台。”[6]而且巴西的政治体制仍然充斥着威权政府的制度残余，民主转型后军方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军队仍然是一个政治力量，军人在日常的政治中监督着每一位巴西总统。”[7]

　　2、经济社会现状：文人政府建立后，巴西的经济情况得到了改善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文人政府的统治。1994年5月佛朗哥总统推行的“雷亚尔计划”最终取得了好的效果，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然而，巴西文人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巴西国内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现象日益严重；犯罪和暴力现象严重等。这些都为文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3、民主政府的意愿和能力：在民主政府的努力下，巴西的程序民主现在已经基本制度化，政党制度也得到了发展。然而，不断严峻的社会问题和巴西政府腐败程度的加剧，使得文人政府面临着各种挑战和考验。一旦文人政府的疲软与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和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军队形成鲜明对比，军人重返权力舞台就有了条件。

　　4、国际因素的影响：20世纪末以来巴西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一体化机构，对拉丁美洲各国破坏法制和民主的行为采取集体干预的方式施加压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他们都要求维护民主制度。这些因素同时都成为阻碍军人再次干政的因素。

　　总之，巴西军人政权模式是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特定产物，民主制是巴西人民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军队仍是影响巴西政治生活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军队再次干政的隐忧仍然存在。军人政权终究没有合法性，在巴西民主的推行过程中，既不能以牺牲稳定和发展为代价，又不能以稳定和发展为理由延缓民主化进程。文人政府应该合理利用军人的积极作用，解决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形成独特的成功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实现巴西政治现代化的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梁宝卫.拉丁美洲军人干政国家的军人与民主[J].外国问题研究，2010，03：81-85.

　　[2]董经胜.巴西军队的派系之争与军政权的兴衰(1964～1985年)[J].拉丁美洲研究，2010(2)：27-35.

　　[3]章凡.巴西民主化过程中的中产阶级[D].华东师范大学，2008.

　　[4]吴洪英.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227.

　　[5]张凡.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186.

　　[6]〔委内瑞拉〕何塞·安东尼奥·里瓦斯.后现代的拉美救世主[M].载《分析报》2001.[7]董经胜.有关巴西政治转型进程的几个问题[J].拉丁美洲研究，2003(3)：29-37.

　　[7]董经胜.有关巴西政治转型进程的几个问题[J].拉丁美洲研究，2003(3)：29-37.

　　文/候智欣